关于大仲马的生平在百度百科和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相信也不用我转帖了。
目前网上对于他的评价大部分是基于这个生平介绍的，应该说还算客观，只是习惯性的更加突出对他的褒扬，实际上他的生活也存在着很多奢侈腐朽的一面，毕竟人无完人。
建议你看看长江出版社的名著系列，对于大仲马的生平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另外，你可以看看下面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正式的评价，但也许能有些启发。
金庸和大仲马
大仲马是出生于1802年的法国作家，而金庸是出生于1924年的中国作家，二者在地域上相差万里，在时间上差了一个多世纪，为什么要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加以比较，是开始写这篇论文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较金庸和大仲马首先是因为这两位作家无论是在作品、个人经历还是在写作特点、人物塑造方面都有大量的相似或者说可比之处。
金庸自己在《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说：“《侠英记》最早由吴光鉴翻译过来，后来再译时改为《三剑客》。《三个火枪手》这本书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我只写武侠小说，就是受大仲马的影响。法国政府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的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是大仲马，而且从十二岁开始喜欢，直到现在从不变心”。
金庸在接受杨澜、谭胜等人采访时也曾不止一次的表示过，自己喜欢大仲马并受他影响。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们把金庸与大仲马的这些相同，或更准确的说是相似点归结成是“金庸剽窃了大仲马”。对于这部分前辈们的评价，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写下了这篇论文，作出一些分析。
金庸和大仲马的异同
1、 金庸和大仲马的小说都塑造了很多替天行道的侠士好汉形象。金庸笔下的郭靖、乔峰，大仲马作品中的达达里昂、阿多斯可以说不止影响了一代人。
2、二者小说都取材于历史，以历史作为创作的支架。
大仲马的大多数作品都与欧洲历史有密切关系，如他的《三个火枪手》三部曲、《基督山伯爵》、《玛格利王侯》或直接取材于历史，或以历史为背景，使展开的故事获得一个宽广的舞台，给人以真实感。大仲马取材于历史，但非写历史小说，大仲马说："历史是一颗钉子，是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他没有去钻研历史。他知道，读者不会用历史家来要求他，也不会希望从他的小说中学到历史。大仲马施展他的想象，以历史世界或历史人物为背景，添加种种细节，描写得淋漓尽致。
金庸被看作有历史癖的人，但他对历史的看法与大仲马相似，他曾说："《三剑客》教育我怎样活用历史"，历史为金庸的武侠小说钉下了特定的时间空间，布置下了某种环境，但丝毫不会钉住金庸反而给了他更大更充分想象的自由。另外，金庸的小说结局通常都没有违背历史的发展，如陈家洛最终也未能反清复明成功，乾隆仍然是皇帝这与历史相符的。在处理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上，金庸比大仲马走得更远更大胆，即使是真实人物也敢于虚构情节，让故事更深入到历史中去，例如《天龙八部》中的段正淳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在大理历史上做了十多年的皇帝，而金庸把他写成处处留情的风流人物，而且最后也没有当上皇帝，而是把皇位让给儿子；又如在《鹿鼎记》中金庸大胆虚构了韦小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以致于很多台湾中学生在考历史时把他写上去，虽然金庸遭到了历史学界的非议，但他以历史为背景，大大增加了小说的丰富性与真实性。
这两位作家的不同做法的优劣好坏，取决于从哪个角度去看，完全是见仁见智的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个“挂小说的钉子”，他们都用得相当出色。
大仲马的小说很有意思，其主人翁主要来自一些“野史外传”，而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则成为他“挂小说的钉子”。《三剑客》取自在巴赛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本《御前火枪营统领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基督山伯爵》出自雅克·波歇写的一部《巴黎警察局档案中摘录的回忆录》第五卷的一章，题目叫做《复仇的钻石》。用句电影宣传的套话来说：均为真人真事改编。他的故事年代交待的一清二楚，某年某月某人物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仔细对照的话，仲马的小说中历史年代是不会有错误的。《三剑客》的开篇，1625年的达达尼昂18、9岁，到《布拉日隆子爵》的结尾，达达尼昂元帅垂垂老矣，这中间的历史事件没有一件日期错误的。当然，相对于历史上的达达尼昂生平，《三剑客》小说的年代提前了十六年，这样整个故事就跟历史上的拉罗谢尔围城战和白金汉公爵之死衔接起来。
金庸的做法是尽量的忽略事件发生的年代，只是把故事放在一个大背景大事件下进行，历史事件他是不会弄错的，但如果我们去检查一下就会发现，他从不交待事件的具体年代。举个例子：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号成吉思汗，此时《射雕》的主角郭靖18岁不到；到了1227年成吉思汗亡时《射雕》终篇，郭靖应该是39岁左右；忽必烈采纳刘整攻宋方略而派军攻襄阳是从1268年九月始，围攻六年，终于1273年正月破樊城，二月迫降襄阳守帅吕文焕，也就是说郭“义守襄阳”是在其79岁到85岁之间。说的严厉一点，这种做法是硬拿历史事件为小说添彩。宽容的说，这是他丰富的想象力使然，因为我不相信像金庸这样一个博学多闻对历史颇有研究的人会故意来误导读者。
金庸书中所到的地方，大部分是他自己没有亲自到过的，比如大理、蒙古草原等等，至于景致描写则完全是由着想象来。大仲马写书，基本上要亲临当地去考察，因此他的小说中对各个地点的描写相当细致。他的书中开篇往往有《告读者》或《锲子》来记述其考察经历，读者可以看到那些地点和建筑是如何被他应用到小说中去的。
3、两人开始创作前都有一段写剧本的经历。二者都曾经办过报纸，主要作品都是报刊连载小说。
大仲马的小说常常也是在报上连载的，比如他的第一部长篇《德．阿芒达尔骑士》是在《新闻报》上连载；而《三剑客》是在《世纪报》上连载。大仲马还自己创办过《火枪手》报，无独有偶，作为报人、剧作家、导演、学者的查良镛曾在《大众报》、《新晚报》工作过，后来创办了《民报》，他们的小说都曾在多种报纸上连载，且深受读者欢迎。
4、金庸与大仲马在小说中对复仇的态度。
最能代表大仲马对复仇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在《基督山伯爵》中，这是根据真实故事延伸而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大仲马在很大程度上做了修改，特别是在复仇方面：首先，突出了正义、道义、人格的力量，主人公的对立面变成了以牺牲无辜者谋取私利的坏人，这些人不仅对主人公做了坏事，而且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公敌；其次，体现了宽容、大度、仁厚的胸怀，主人公没有以牙还牙，单纯寻求复仇的快乐，而是以给予敌人应得的报应做为限度，既是大快人心又体现出君子风度。
金庸对大仲马写复仇的态度非常赞赏，他说："一个人要报仇把敌人千刀万剐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千方百计图谋复仇，且在即将成功时又大度宽容，这样重情义轻性命的高尚情操，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大多出于个人恩怨而复仇，到后来又都表现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
复仇是武侠小说的永恒主题之一，但金庸与大仲马都没有以就复仇而复仇，而在站在另一个高度来展现复仇过程，这也是他们的小说经得起时间考验，吸引住大批读者的原因之一。
5、金庸和大仲马各自体现的民族文化和精神。无论作者自觉或不自觉，成功的小说或多或少都体现出作者的民族文化色彩。金庸虽然受大仲马的影响很深，但在他的小说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截然不同。他小说中的英雄大多有中华民族的热爱和平、仁厚窄心，拔刀相助、正气凛然的传统精神，湛透着儒家、道家、佛家的深刻内蕴。金庸的小说显示出厚重的文化含量，完全是金庸的自觉追求，体现出他扎实的文化底蕴和文人艺术气质。与金庸相比，大仲马的长处主要在于他出色的想象力，在描写法兰西民族精神方面就显得稍逊一筹。
6、在作品风格上。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让人拿得起放不下，就在于他的艺术想象大胆丰富合理，他的小说情节既出人意料，细想过后又在情理之中。在叙述艺术方面，金庸把西方小说的开门见山、倒叙、插叙同中国传统的讲究辅笔、悬念、转折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因此他的小说情节艺术具有极大的魅力。
金庸与大仲马在人物刻画上都非常出色，但具体又有不同。大仲马习惯于笼统的把人分为忠奸两大类，在他的小说中，人物都黑白分明，爱憎明显，善恶划分过于简单。而金庸说他觉得无论好人坏人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很难有百分之百的好人或者坏人，他主张把人物真实地描写出来，正邪好恶难以明显区分，尽管梁雨生曾批评过金庸这一点。但我认为，这是金庸小说的长处，金庸笔下的人物是多面的，经得住分析的。
8、与金庸不同的是，大仲马的多产人所***知，据说他有1200多部作品，而其中只有80多部真正是他或以他为主创作的。大仲马领导着一个不署名的写作班子，他们为他大量的生产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奥古斯特·马凯，《三剑客》、《二十年后》、《基度山伯爵》等名作就是他与大仲马合写的。
而金庸在坚持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始终坚持自主创作。有人认为比起大仲马来，金庸是幸运的，因为他处于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
在金庸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太正常的倾向。
有些评论家将金庸小说称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王一川先生在重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座次时，将金庸排到第四位，（95年前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编者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作家的排名，金庸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排第四。）冯其庸先生说：“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章培恒先生认为金庸小说成就要超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写了六部金庸研究专著的陈墨先生认为“金庸的小说与《石头记》（《红楼梦》）同属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小说作品。”他认为金庸小说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北京大学于1994年授与金庸先生名誉教授。在授予仪式上，严家炎先生说：“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著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策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革命，是一场静悄悄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的光彩篇章。”
上述评论往好处说固然表现了敢于挑战陈见的学术勇气。然而，这类最高级或极高级赞词却又因为其明显缺乏推敲未免显得是故作耸人听闻之谈。无限的拔高一个作家或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免有刻意吹捧之嫌。
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人认为，新武侠小说的出现，“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有人斥责它“审美情趣低下”，去年《中国青年》杂志，有人发表《给金庸先生上课》的文章，今年《中华读书报》上，则有王彬彬先生认为“金学”云云，实在是“神魂颠倒，日夜不分后的一种胡说。”
这种评论者并没有或很少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客观地分析，在痛斥金庸小说是精神鸦片时，并不具体指出何以是精神鸦片，在使用的措辞上面也太咄咄逼人。这些评论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的、理智的学术探讨，倒不如说是自认真理己非我莫属后的种情绪化反应。结合当代社会文学作品愈来愈来沦为商品，金庸小说本身成为书商竞相逐利的宠儿这种情势，这些评论者不避锋芒，发出不同的声音，其用心和勇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效果上来看，这除了引起金庸憎恶者的短暂快感和金庸迷的逆反心理外，很难产生什么积极的成果。这类评论者之所以不愿更细致详尽、具体而微地研究金庸小说，可能还因为他们心目中存在著一种文学等级观念。武侠小说作为俗文学的一支，他们不屑一顾。我们认为。雅俗文学固然有优劣之分，但对雅俗文学的研究并无高下之别。况且就事论事地说，金庸武侠小说得到上至达官贵人、博学鸿儒，下至凡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不同层次的欢迎，这就证明了金庸小说至少是一个产生广泛影响而不容忽视的巨大存在。探讨并评价其影响的正面和负面意义，乃是文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责任。仅仅居高临下地“给金庸先生上课”，而不是站在批判理性的立场上全面检讨金庸武侠小说的得失，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假如我们同意金庸小说有其不容置疑的研究价值，那么，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它？无限拔高固然是意气用事，一笔抹杀又何尝是成熟的表现？
写这篇文章时，我曾在网上做相关浏览，在网易文化频道看到一篇署名“菊花有刺”的《大仲马－－金庸心中永远的痛》，指责金对仲马的剽窃。姑且不论其观点，该文最后一句是：“金庸可以剽窃大仲马的文字及思想，却无法“剽窃”出一个与小仲马一样出色的儿子来。”且不说这种“比儿子”的做法之无聊和无意义，这句话可以说是极其恶毒和卑鄙的！因为查的儿子传侠19岁时自杀了。
更有胜者一些人甚至直截的指出了金庸小说中的某一个情节是来源于大仲马小说的哪一本书的哪一章哪一节。
其实，要说金庸剽窃，金庸何止是学习大仲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学的多去了。比如〈水浒〉等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古典精品，甚至〈金瓶梅〉，还珠楼主的作品以及一些没有名气的古典文章，金庸何曾放过？偏激一点，照该兄的观点，我可以说现在的作家全是在抄袭。抄的什么？抄的字典，词典与成语词典。
金庸和大仲马比较起来谁更胜一筹？金庸自己说，由于大仲马的小说良莠不齐，如果各拿5部作品相较，那大仲马当高他数倍；如果各拿15部作品来比，则金庸本人可以略胜一筹。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