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词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词，又称“长短句”“诗余”“乐章”“近体乐府”“杂曲子词”等，是继诗以后兴起的新的诗歌体裁。词于初盛唐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开始创作，中唐词体基本建立，晚唐以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用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入宋后，新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词的发展。歌台舞榭是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此的词也随之异常兴盛。
11世纪下半叶，柳永等词人先后离开词坛以后，继之而起的是以苏轼、黄庭坚、晏几道、秦观、贺铸、晁补之、周邦彦等为代表的元祐词人。他们活动和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和徽宗(1069～1125)三朝。此期词坛的两大创作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为羽翼的苏门词人群；晏几道和贺铸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词人交往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主帅，曾在大晟乐府供职的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等大晟词人群。苏轼在柳永、王安石之后进一步大力拓展词境而开宗立派，黄、晁二人师法其词而自成面目；秦观学柳永而又自辟新境；晏几道承传五代“花间”传统，继续用小令开创出独特的艺术世界；贺铸从唐诗中吸取养料，豪侠之气与绮丽柔情融为一体；周邦彦在音律、句法和章法上建立起严整的艺术规范而另开一派。这是两宋词史上多种风格情调并存的繁荣期，也是名家辈出的创造期。其中创造力最强、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南宋词就是沿着他们的两种方向分别发展的。
继元祐词人而登上词坛的，是以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和叶梦得、李纲、陈与义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这批词人主要生活在12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和高宗三朝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他们的创作明显地因为时代的剧变而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在和平环境中于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虽已初露锋芒，但被当时的前辈词人周邦彦、贺铸等的光芒所遮掩；靖康之难后，民族的屈辱、山河的残破和民众的苦难促使他们自觉接受苏轼的词风，为救亡图存而呐喊呼号，并贴近日常生活，去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南渡词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加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12世纪下半叶，词坛上大家辈出，名作纷呈，以辛弃疾、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和姜夔等词坛主将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把词的创作推到高峰。辛弃疾词的内容博大精深，风格雄深雅健，确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一派，而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辛派词人将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词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词人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突出，词的创作手法不仅是借鉴诗歌的艺术经验，“以诗为词”，而且吸取散文的创作手段，“以文为词”；词的语言在保持自身特有的音乐节奏感的前提下，也大量融入了诗文中的语汇。这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了词体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文学地位。此期姜夔和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揖等人，另成一派，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
辛弃疾去世后的南宋词坛，先后出现了两代词人，一是在南宋灭亡前已谢世的江湖词人群，主要有孙惟信、刘克庄、吴文英、陈人杰等；二是历经亡国、入元后继续创作的遗民词人群，其中成就较高的有刘辰翁、陈允平、周密、文天祥、王沂孙、蒋捷和张炎。从创作倾向上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属于辛派后劲，以稼轩为宗，崇尚抒情言志的痛快淋漓，不免粗豪叫嚣之失；另一类是姜夔的追随者，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则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解。其中蒋捷融合了辛、姜二派的长处，自成一家。宋末词坛是词史高峰状态的结束期，也是多种词风的融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