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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模型与5因素模型的区别与联系

“大五”与五因素模型:两种不同的人格结构

尤 瑾 郭永玉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 随着词汇学取向的“大五”结构和理论取向的五因素模型的出现,人格研究者就人格分类系统的问题达成了初步的***识。“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历史渊源、内容形式、基本性质、研究走向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文章试图从以上方面明确二者的差异,以澄清相关的混淆和误解,并在文章结语部分对两种取向研究对中国人人格结构研究的启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 五因素模型,大五,基因型人格,现象型人格。 分类号 B848

自Allport 提出特质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人格的基本单元后,特质心理学家一直试图从特质水平寻求一种科学的人格分类系统,来描述复杂多样的人格结构,概括近乎难以穷尽的人格特质。在此过程,Cattell 得到了16种重要的根源特质,Eysenck 则提出了三个更为宽泛的人格维度。虽然上述两种结构各有千秋,然而它们并不是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构模型。直至上世纪末,词汇学取向研究者提出了“大五”结构(“Big Five” Structure ),理论取向的研究者提出了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 FFM ),人格研究者终于对人格特征的分类表征问题达成了初步的***识。从表面上看,虽然两种模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多数研究者也常常将二者的名字混用,甚至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1],然而事实上,二者在历史渊源、内容形式、基本性质、研究走向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1 词汇学传统和理论取向——不同的历史渊源

在探索人格分类系统的历程中,“‘大五’结构”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1981年,由词汇学研究者Goldberg 提出[2],用以概括词汇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五个基本维度:外向性、随和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和智慧(intellect )或文化(culture )。然而追根溯源,上述五个人格维度——“大五”结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Galton 的词汇学研究思想。在19世

收稿日期:2006-06-20

通讯作者:郭永玉, E-mail: yyguo@public.wh.hb.cn

纪末,Galton 率先明确提出了基本的词汇学假设,并指出可以通过字典估计人格描述词个数、确定不同术语的语义重叠程度[3]。Allport 将上述思想应用于特质研究,对Webster 大词典中的人格描述词进行了归类整理,创制了人格形容词表,Cattell 进而将其中的特质形容词缩减至35个词群,不仅开创了词汇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奠定了“大五”研究的基础。以此为基础,“大五”的偶然发现者Fisk 、“大五”之父Tupes 和Christal 、“大五”的拥护者Norman 和Digman 等不仅发现“大五”结构的雏形,而且将之带入了越来越多的人格研究者的视野,使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3]。沿承上述研究者的思路,Norman 重新将词典中的人格描述词收集,整理,缩减,分析,再次验证了“大五”结构的存在[4]。在此基础上,Goldberg 和Saucier 对Norman 的词表进行缩减,以其中熟悉度最高的人格描述词为分析对象,仍然重复了“大五”结构[4]。正是上述大量类似证据的积累,“大五”结构在1990年前后终于在人格领域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果说词汇学传统对日常语言中的人格描述词所做的研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探索,那么与之对应,McCrae 和Costa 等人的基于已有理论和问卷的工作则是以理论为导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作为理论取向的研究,McCrae 和Costa 的五因素模型主要源于对已有心理学理论或问卷中重要概念的概括和分析,与许多经典理论中的核心问题都有关[5]。鉴于大多数研究者对消极情感和人际活动的强调,同时受到Eysenck 的PEN 模型的影响,McCrae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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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最初将外向性(E)和神经质(N)确定为了NEO体系的两个基本维度[2]。由于Rogers对开放性的强调和Cattell对实验性和创新性的关注,McCrae 又明确了经验开放性(O)维度的重要性[5]。上述3个维度***同构成了McCrae和Costa的NEO体系的最初构架。到1980年前后,受到“大五”结构的影响,McCrae和Costa意识到随和性(A)和尽责性(C)的重要性,也将之纳入了NEO体系。由此可以看出,词汇学研究的“大五”结构以及前人理论和问卷***同构成了五因素模型的基础,“大五”结构只是五因素模型诸多理论来源的一种。在McCrae和Costa 看来,即使“大五”没有被发现,五因素模型仍有可能出现,因为他们认为,在1980年左右,自己就意识到了自我控制维度的重要性,其他理论家也指出了与尽责性相似的约束维度;而随和性在人际圈(Interpersonal Circle)理论和其他很多理论中也都曾被多次提及[12]。

2 五因素结构和五维六层面模型——不同的内容和形式

“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之所以经常被人相提并论甚至被合二为一,主要原因就在于两个模型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接近:都是对人格结构的探索,得到的五个因素的内容和形式也比较相近。虽然相似,但即使在最为相似的表层,两个模型仍不完全一致。

首先,“大五”和五因素模型的命名系统是不同的。“大五”结构一直采用Norman的罗马字母命名系统,即Ⅰ.外向性或热情;Ⅱ.随和性;Ⅲ.尽责性;Ⅳ.情绪稳定性;Ⅴ.文化或智慧。而五因素模型则以首写字母的缩写命名,构成了“OCEAN”模型,即外向性(E)、神经质(N)、随和性(A)、尽责性(C)和经验开放性(O)。根据Saucier和Goldberg的观点,“大五”模型的罗马字母命名本质上反映着“大五”因素在日常人格描述词中的表征次序或相对重要性,即前面的因素比后面的因素更重要,对人格结构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更容易被重复验证。而对于五因素模型的OCEAN提法,其他研究者指出,它给人了一种错觉:五个因素是并列等同的,彼此的相对重要性和重复验证性也相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6,16]。

其次,“大五”和五因素模型的结构是不同的。五因素模型明确指出每个因素下的六个子维度,但对“大五”结构而言,虽然几乎所有由词汇学研究得到的“大五”模型都试图给出了每个因素的形容词定义,甚至确定每个因素下的子维度,但词汇学研究者在任何因素的子维度上迄今仍未达成***识[19]。根据词汇学假设,虽然“大五”结构也是包括了多个维度和层级的结构,但是5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并不完全等同[6,19],对应的人格描述词的个数也不一定完全相同。Saucier和Goldberg指出,将每个因素人为地等分为6个方面是没有道理的,“大五”结构中相对重要的因素很可能包括更多的次级因素[6]。

最后,“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维度的内容也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明了也最具争议的差异就是第五个因素的内容和命名。McCrae和Costa强调第五个因素的开放性特征,如独创性、好奇心、对艺术的兴趣、幻想等;而以Goldberg为代表的“大五”研究者则强调智慧(intellect)特征,如世故性、洞察力、创造力、好想象等[4]。显然,两个模型对第五个因素的强调点是不同的,McCrae指出,在自然语言中,描述开放性的形容词相对较少,那些被研究者称之为“智慧”的形容词如好奇的、有创造性的、智慧的等只不过反应了开放性的认知层面[12]。尽管如此,多数研究者仍承认,两个模型的第五个因素有相当的重合,如想象力、原创性等(如图1所示),两个模型对第五个因素的命名过度强调了二者的差异,而忽略了二者的***同部分[1]。此外,热心(warmth)是五因素模型中外向性维度的一个方面,而在“大五”结构中则是随和性的重要特征。“大五”结构中的智慧维度和五因素模型的随和性、尽责性也有一定的重合[3,4,12]。

图1 经验开放性、智力测量、尽责性与智慧的语义关系图

(McCrae & Costa,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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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象型人格结构和基因型人格结构——不同的本质

如前所述,“大五”模型的理论基础是词汇学假设,而五因素模型的理论前提则是特质概念及其隐含的人性假设——可知性、理性、变异性、前动性等。不同的理论前提,决定着它们截然不同的本质。

词汇学假设的第一个理论前提指出,自然语言中的人格描述词描述的是现象型人格(phenotypic personality),而不是基因型人格(genotypic personality)[7]。现象型人格是指可观察的外在特征,基因型人格则包括了潜在的因果本质。自然语言对人格外在表现的观察不仅没有描述它的观察对象(人格的外在表现)的内在机制,而且与基因型人格特征也不存在准确的对应关系[6],因此,基于自然语言的“大五”结构虽然可以被基因结构解释,但本身并不是解释性模型,也没有规定任何基因型特征。与之相对,五因素模型则以特质概念为基础,是一个综合的人格特质分类系统。根据McCrae在五因素模型中对特质来源的假设,特质是内源性的基本趋向,从本质上说,是遗传决定的,是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11]。作为特质的分类系统,五因素模型具有客观的遗传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生理结构和生物学过程的产物。因此,五因素模型不仅描述了个体的表现型特征,而且描述了个体的基因型特征,是具有解释意义的因果模型。

根据McCrae和Costa的早期定义,特质是基本趋向的个体差异的维度,反映着稳定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式[11]。虽然当时没有明确特质的生物学根源,但定义仍然强调了特质及其结构(即五因素模型)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根据Goldberg和Saucier的观点,词汇学假设从来没有假设编码进入语言的现象型人格特点是相对稳定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大五”模型并不是人格特质(personality traits)的结构,而是人格特征(personality attributes)的结构[6]。

由于五因素模型的维度与已有的人格心理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五因素模型可以被看成是心理学的专业概念结构。“大五”模型作为对自然语言中特质术语进行因素分析的产物,常被认为是常识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的概念结构,甚至有研究者批评“大五”结构过于依赖常识,而忽略了心理学理论的贡献[5, 9]。此外,McCrae和Costa 指出,五因素模型提供了组织所有人格特质的理论框架。尽管这种提法经常受到质疑,但他们仍在不断地为之积累证据。事实上,就五因素模型与其他理论的兼容性而言,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证据,虽然仍有较大的探讨空间。就“大五”结构而言,Saucier和Goldberg则认为,词汇学假设并未暗含以下涵义,即自然语言涵盖了人格概念的全部。相反,他们认为,人格的日常描述词虽然涵盖了人格属性的基本成分,但却无法穷尽人格属性的全部,很可能没有将许多普通人无法观察或口头描述的重要特征包括在内,因此,“大五”结构只是相对重要的、有意义的表现型人格结构[1, 4, 7]。

4 描述和解释——不同的研究走向

由于两种模型的理论前提和本质不同,研究者为各自的模型寻求支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关注点也并不相同。可以说,从研究走向来看,“大五”结构和五因素模型已是渐行渐远:“大五”研究者强调重要的、有意义的人格地图的描绘,而以McCrae和Costa为代表的特质心理学家则不仅强调人格结构全貌的勾勒,而且强调对五因素模型特质属性的证实[5]。

就源于自然语言的“大五”结构而言,有关研究无一不遵循词汇学假设的原则。根据词汇学假设,人格特征的重要性与其在语言中被表征的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而这种表征包括了两个层面,即某种语言内部的表征和跨语言的表征[7]。这就意味着,描述某种个体差异的人格特征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