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上海左翼作家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激战正酣,冯雪峰、胡风都在鲁迅的大旗下,而周扬等人则被鲁迅讥讽为"四条汉子"。
从史料看,周扬从未公开说过鲁迅的坏话,但他是以清君侧的态度,与冯雪峰和胡风不***戴天,而冯、胡虽然后来都败在周扬的手下,但从他们的回忆录来看对周鲁的矛盾也都语焉不详
鲁迅遂要求发表解散“左联”的“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所必须的”。“假若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会被人误认为禁不起压迫而溃散”。鲁迅的这个意见得到“文总”一定程度的尊重。据胡乔木的回忆，最初曾决定以“文总”的名义发表解散宣言，但下属各联（包括“左联”在内）不发表，后来“文化界救国会”接着成立，如再以“文总”的名义发表宣言，会使国民党把“文救会”看作是“文总”的替身，遂又决定一律不发表宣言。由于“左联”的同志没有及时对鲁迅解释，以至于
引起了鲁迅的严重对立情绪。1936年2月18日，当徐懋庸将“文总”的最后决定正式告诉鲁迅先生时，“鲁迅当时脸色一沉，不发一言”。
鲁迅显然对这样的结果深为痛心和失望。后来他曾私下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是一条战线。由此看出,尽管鲁迅对“左联”部分成员有种种不满，但对于组织本身，却是极其关切和重视的。林淡秋称：“左联”常委会没有认真讨论过鲁迅的意见，根本漠视了鲁迅在“左联”的领袖地位。胡乔木也指出：“左联”的同志没有郑重地征求和听取鲁迅的意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由于这样的过失，从而加剧了以往的对立情绪。等到冯雪峰返回上海后，周扬等人与鲁迅的这种对立情绪也使他对周扬的看法雪上加霜。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必须提及，那就是“四条汉子”和鲁迅在关于胡风看法上产生的歧义。
胡风1933年6月从日本回国后，经周扬的安排，担任“左联”宣传部部长，后又担任组织部部长，并承担了“左联”和鲁迅之间的联络人的工作。此前，胡风和鲁迅原来并不认识，但在此后与鲁迅的接触中，胡风以其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对鲁迅的尊重成为鲁迅所信任的人。
在鲁迅和周扬等人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胡风到底起过什么作用？从周扬、夏衍到田汉、茅盾等人，都异口同声地指责胡风从中挑拨离间，即使是在新时期以来平心静气地谈论当年的争论，对胡风的这种指责依然没有消弭。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当时的大环境，这种指责虽不是空穴来风但的确是言过其实了。
说不是“空穴来风”，是因为根据当时的历史场景，在宗派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情况下，胡风也不可能摆脱这种羁绊。
根据胡风本人以及沙汀、任白戈等人的回忆，周扬与胡风在最初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是，不久情况就有了变化。任白戈回忆说：
胡风经常表示不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但由于何谷天同志是党员，在组织原则上他应该同意周扬同志的意见。常常是我和何谷天同志两人对胡风一人。周扬同志的意见在“左联”常委会上还是得到了贯彻执行。但是胡风担任秘书长的职务，我们常委会的工作由他负责向鲁迅先生报告请示，他常常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有些就显然与周扬同志的意见不同。本来“左联”是在双重领导下工作：一方面要接受鲁迅先生的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这两方面的领导要做到一致而不发生矛盾，主要是靠党的组织如何与鲁迅先生通气和协商，而且善于听取和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同时也依靠“左联”向鲁迅先生汇报请示工作的人能够如实地反映情况，并善于领会和疏通双方的意见。如果胡风在与鲁迅先生接近取得信任之后，能够本着团结的方针，多做一些团结的工作是可以协调一致的。
由此说来，不带任何偏见地分析当时及以后的情况，倘若胡风跟鲁迅要好之后，他的心胸更宽阔一些，有意转达对方的诚意，也许真的能缓解双方之间的一些误解。
说“言过其实”，是因为说胡风“挑拨离间”的确夸大了胡风的作用。且不说宗派的产生是双方的事情，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鲁迅毕竟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学战线上公认的领袖，他同周扬等人矛盾的发生、发展以及他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不是当时还是一位文学青年的胡风的言论所能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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