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反转的事件一直都有，但是最近特别多。消息不同的是对华为各种的主体，但相同的是每次都被迅速辟谣。身处这样的时代里，我们离真相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呢？是否真相后来了呢？如此之多的反转新闻，很难不让人疑惑，为什么新闻舆论如此容易反转，这反转的背后究竟是媒体不专业了，还是群众判断力变弱了？
很显然，受众一开始就用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带入了事件讨论，这本来是一种中立观点，但是如果在事件不明了的情况下，刻板印象的负面作用在舆论中就会迅速被放大。比如人们刻板印象中认为，弱势一方一定是受害者。完全弱化了观点的客观性。面对舆论的频繁迅速反转，无论是说媒体的不专业也好，还是说群众的判断力不足也罢，本质上来说，都是需要传播者和接受者用公正客观的观点去看待事件的本身。作为媒体需要不带偏见的努力还原事情真相，作为受众，则需要理性思考，不要急于下结论。只有双方相互影响，才能尽量减少舆论的频繁迅速反转的现象。
舆论反转，是一种应该受控的正常演化过程，尽管舆论学上认为，舆论的转化总是由片面到全面，由谬误到正确的一种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演化的正常过程。但是从传播角度来看，舆论的频繁反转往往意味着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的弱化。大众媒体的信息传播一直被认为具有权威性，但是在社会重大议题面前，频繁迅速反转的舆论会严重削弱大众传播媒体信息转播的传播性，造成谣言的迅速传播，甚至会进一步降低政府公信力。
那么频繁迅速的舆论反转能提升人的判断能力吗？有的人说，随着人的平均学历的提升，他们的辨识能力也会进一步加强，舆论的反转会进一步提高人的判断能力。
从个体的思考角度来说，似乎是有一点道理的。真的经得起推理吗？
谣言是怎么产生的？1947年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于提出了这么一个公式，R=I×A（R ：Rumour，I：important，A：Ambiguous）。简单来说就是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谣言传播的越迅速说明这件事真相越模糊，事件的重要程度也越高。相应的越重要的事件参与讨论的人也越多，从而形成群体思想的可能性也越大。个体思想和群体思想有着巨大的差异。在群体中，沉默的螺旋会迅速生效，个体即使最开始保持了理性思考，但是在面对群体思想的巨大压力下，为了获得群体认同，往往会很快的放弃独立批判的思考能力，转而让群体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勒庞在群体思想和个体思想互相影响的过程中也保持了消极态度。他在《乌合之众》中说：“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在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人类的机体的确能够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因此可以说，愿望受阻的群体所形成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所以，在社会重大议题面前，频繁迅速的舆论反转能否提升人的判断能力是非常值得商榷的说法。
媒体的不专业更多的是源自于新媒体的反噬，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的非行业从业者加入了新媒体行业，新媒体平台愈加壮大。但是在成长路上高升的新媒体行业却并没有提高全行业新闻的素养。由于过度关注点击量和关注量，新媒体平台转而开始反噬传统媒体。
难以抗拒的粉丝效应和变现诱惑，由于新媒体平台消息传播越快，标题越有噱头，点击关注量越高，带来的收益也越高的平台特性，让追求传播速度与点击关注量成为了新媒体平台追求的唯二指标。为了追求速度与关注度，新闻公正性，全面性原则在新媒体平台上被迅速抛离。简单来说，新媒体收益=传播速度+内容火爆度。这里的收益不仅仅是现金变现，更是粉丝集群带来的权威性。这对于新媒体从业者来说，简直就是难以抗拒的两大诱惑。
在诱惑面前，原则总是那么不堪一击。
议程设置出现自下而上的反转，议程设置是1972年，唐纳德·肖和麦克姆斯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虽然我大众媒体不能决定你们这些受众的具体看法和想法，但是我可以每天安排一些信息和话题，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影响受众的看法和讨论的先后顺序。通常这是自上而下的。但是由于新媒体平台的迅速发展，让普通受众也有了发声平台，扭转了受众原有的信息被动地位，甚至普通受众能够通过掌握的第一手话题而成为话题构建者。因此传统媒体为了保持关注度，也越来越关注普通受众的看法，甚至会投其所好的设置议题。传统媒体开始逐渐偏离议程设置原有的自上而下的轨道，开始出现自下而上的反转。即受众想讨论什么议题，传统媒体就安排什么议题。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反噬。
急于发声的受众群体让真相更难以触及，新闻生产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专利，反而逐渐转移到了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这种相对自由的新媒体平台也为普通受众提供了更多样的发声途径。
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了受众获取新闻的主要途径。在平台的迅速成长和网络用户的高速成长的双重影响下，微博和微信逐渐成为了影响舆论的主要渠道，受众急于发声，也是为了争夺话语权，舆论开始发酵的时候往往是事件真相最为模的时候。由于还没有形成统一观点，人们也更乐意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受欢迎，人们甚至会以当事人或者爆料人的身份出现在议题下面，但是却往往没有足够的证据来作证自己的观点，从而给事件的真相有蒙上了一层面纱。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争夺话语权的基本表现形式。
没有证据支撑的舆论总是被轻易反转。受众的刻板印象弱化了观点客观性，在传播学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叫做“培养理论”。所谓培养理论就是指，传统媒介对受众的世界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也给受众造成了各种刻板印象。
后真相是什么？1992年，史蒂夫·特西奇在美国《国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使用了“后真相”一词。特西奇认为，统治者在竭力压制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封锁坏消息，民众则竭力从中辨别出真相，并自觉或不自觉的生活在后真相的世界里。2004年，拉尔夫·凯斯出版了《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一书，将“后真相”从政治扩展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由此，后真相从“后真相政治”逐渐转向了后真相与社会生活。此后，后真相又经历了几次具有节点性意义的发展。而2016年后，后真相则更多指向这样一种情形，即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形塑公众舆论的作用更大。《牛津词典》将“post-truth”（后真相）选为2016年的年度词汇
后真相为何出现？社交媒体通常不具有统一的政治和专业意识形态，因此只能不断呈现碎片化的报道，这导致碎片化、情绪化、虚假的信息变得愈发不可控制。而算法推荐机制又加剧了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受众包裹在自我偏好的信息当中，极端情绪化被放大。后真相暴露了民众对公***机构（大众媒体）的低信任度。很多人宁愿偏听偏信那些所谓“政治的”政客以诉诸情感的方式竭力打造的“感觉（直觉）真实”。另外，经济和社会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人们对事实的怀疑。在《知识的边界》一书中，网络化事实时期的“事实”大到不可知，有太多的事实，是我们不可能全部知道的。网络强化了人们本来的立场，事实与观点之间不再泾渭分明；不论何种观点都不可能达到统一的同意。由此，事实的土崩瓦解，正是造成后真相时代来临的原因，每个人都开始拥有自己的“事实”。证实性偏差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心理学家彼得·沃森提出，指人们更倾向于证实而不是证伪，在求证不确定的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默认其真实性，并寻找证据来佐证这一观念。由于证实性偏差的存在，受众在面对假新闻的时候首先判断的不是它的内容是否准确无误，而是它是否与自己既有的认知结构接近。如果它与受众的认知期待非常接近，那么无论信息是否存在着虚假的成分，受众都会倾向于接受这一叙述。后真相：当情绪的影响力超过事实。
后真相时代，我们如何追求真相？
（1）我们迫切需要首先确定事实是好的。事实可能令人不舒服乃至于令人绝望，但只有采取理性的、以事实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我们才能期望一个社会的繁荣。
（2）加强传统媒体的引导力，事实查验介入
（3）话题涉及的利益攸关方需要及时发声，澄清言论中的不实与谬误。
（4）社交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增强社会责任感
（5）培养网络时代受众媒介素养，作为受众的我们自身要认识到事情具有两面性，防止“偏听偏信”，提高受众识别虚假新闻的能力，理性看待网络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