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在坚持以“华夏本位”为“经”的前提下，致力于文化认同。
任何一个文化体系在与其他文化接触时，都要经历一个冲突、刺激、自我调适、扩大和重新整合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但不论以何种方式交往，各民族皆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和竞争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比如，导致中国历史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边疆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南下，就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两者在文化性格上的巨大反差有着很深的关联。
第二，充分尊重边疆民族的文化特性，对中华同质文化中的非汉族文化甚至异质文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
虽然实现以华夏文化为主导的天下大一统是“经”，但是这种美好理想和事业并不能轻而易举地实现。毕竟，所谓的“天下”，事实上是一个包含着不同文化区域，存在着不同文化层次的“天下”，即使在当代，文化的多样性也始终是任何大的文化体系面临的现实，今且如此，于古尤甚。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早在史前时期，中华大地上就曾存在着大致同步发展的六大“文化区系”。这六大文化“区系”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因为区、系之内以及区、系之间的互相影响，才形成大致平衡而又不平衡的多元一体。这种文化上的多元一体格局并没有随着中国历史向文明的突破和大一统国家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历史上，甚至在中原王朝行政所及的范围内，也长期存在着文化的区域差别，著名者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即各有特色，而在天高皇帝远、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边疆地区，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
第三，积极主动地吸纳边疆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丰富和改造华夏文化。
毫无疑问，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也都有其优点和自身的缺陷。于是，不同文化之间天然地存在交流的基础和必要，这种交流事实上又引起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而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兼收并蓄，有选择地学习对方的文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汤因比曾指出：“把一种文明在政治上统一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大多数包含着另外一种或多种文明的某些区域，也包含着自己社会中偏远的蛮族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成分复杂的臣民往往会在彼此之间建立起某种休戚与***的情感，仿佛是一个***同人类家庭的孩子。他们的统一性在政治上的象征就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国家。……正是鉴于这种情况，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者会承认和容忍自己统治范围内的这种文化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