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甲骨文算起，汉字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同时期的古埃及的圣书字，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已经失传，而汉字却仍还在使用。
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汉字从甲骨文逐渐演变为金文，大篆到小篆，字体逐步变为以线条符号为主，字形逐渐固定。直到1956年国务院审定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确定下了当今汉字书写的规范。因此目前流行的简体字，基本上就以此为基础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的一个寥寥数笔就能写完的汉字，在多年前比划可能会复杂的令你胆颤。而这一发展过程中却蕴含着我们先辈哲人的智慧结晶，隐合着历史长河的轨迹。
所以，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怀着对先贤的敬仰，加入到汉字文化解读的行列中来，想通过自己的探索去追寻古代先辈思维的轨迹。现在我就以两个我比较熟悉的汉字文化工作者为例，来分析分析当代人对汉字的解读吧。
首先就以我们最熟悉的赵世民赵老师为例来说吧。首先，对待任何事物，我们都要客观的分析，不能激进的一概而论。就像我在前篇论文中说的那样，赵老师对我们现代汉字的解读不可能一无是处，虽然更不可能被我们全盘接受，但终究有能够引起我们思考的东西。就比如像上次说的一样赵老师对汉字的一些新命题我还是比较赞成的。比如他在常人一般称汉字为“象形字”的基础上，又生动的称汉字为“拼象形字”。因为实际上，在汉字中象形字所占的比例不会超过10%，其余90%以上的汉字我们都不能简单的称其为象形字。但是它尽管那90％多不是象形字，但它都是以这个百分之不到十的象形字为基础的组成的。所以我们可以形象的称其为“拼象形字”。这种新观点是对前人观点的总结，并结合自己的理解形象的升华，既无伤大雅又便于人们的认识与理解，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同时他又结合自身的理解，对一些具体汉字做了详细说解。比如说“打”，赵老师是这么说的“我们按现在的动作来看，假如你拿个锤子打这个钉子，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是举，第二个是挥，第三个是击，第四个是进入。那么我们想想一个打字不过是人四个动作，给它概括出来了这样的字形，如果你不还原你不知道有这四个动作，当然得分解出来了，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个“打”能分解这么多的意思呢。那么现在我们看吧，刚才我们说“打”所有的意思都可以被分解为这四个动作，打毛衣是指什么呢，进入；打酒、打醋，现在是液压的，当然现在连液压都不用是桶装的，进入了；和谁打成一片，是进入；最开始打电话是跟打电报过来，打电报等于手要敲击，也就是说我们解了这个汉字，最早的字形和最早的字义我们怎么样呢，也就明白了，那29种意思，或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所说的26种意思都有根据了。（1）”在这个字的看法上我就觉得这解释略显牵强，有点为了解字而解字的功利性。当然我这儿没有批评的意思，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赵老师自己也说了"很多人老人，我们的先人，早把这些字给注解了，你按照他的注解去读古书不就完了吗，但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往往一个著作，一个词语，它有不同的解释，而且有些解释怎么样呢，还是对立着的，那你说你听谁的，那我这个时候，就干脆谁的都不听，我听古人的，我去寻找古人的足音，看看他们当时造这个字是怎么想的."他说他在还原祖先的想法，可是他又何尝不是在和前人一样，在用自己的理解解释呢。他的观点只是他自己结合一些古文，然后用自己的想象来理解的，正确与否就没人知道了，毕竟不会有人有机会当面与古人交流。
接着再看唐汉老师的汉字解说。他公然质疑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成果。 他为研究汉字倾尽家产，虽然屡屡取得“骄人成绩”，自信地称自己为“当代说文解字第一人”，可学术界对这位边缘学者的研究成果不置可否，集体沉默，但唐汉依然语出惊人：只有陕西人才能真正地解读汉字！
乍听来，这句话荒谬至极，难道其他省份的人就无法解读汉字了吗？唐汉这样说：因为汉字的形成和陕西地域的农耕文化紧密相连，不深入田间地头，不了解陕西农民的生活，就没法触及到汉字之根。（2）
我真的不知道这位55岁的半吊子商人哪来这么足的自信，将整个学术界的无视认作为他们的默认。当记者问他怎么看待学术界的集体沉默时，他原话是这么回答的：“没有人回应，大家都傻了眼了。虽然不说话，但他们都知道我是对的。我有这个自信，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个东西要经过时间检验，我相信它一定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相信我一定是中国历史上“说文解字”的第一人。不自信是不能坚持下去的。我的哲学准备、我的生活经验、我的经济基础都是我做这件事情的必备条件，我原来想干3年，没想到干了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