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俨然降临。在国别经济向区域经济再向世界经济过渡的进程中，伴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经济格局的产生，竞争也无可回避地唱响主角，因为无论是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同市场还是经济联盟，全球经济一体化都无疑将全球经济的自由竞争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一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增长的速度、GDP的水平等数量指标固然重要，但如果总是就数量论数量，往往适得其反、陷入悖论；相反，如果暂将数量淡化，转求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数量表现上可能是韬光养晦，但质量表现上可能是厚积薄发。那么，与衡量经济发展数量指标相对应，经济发展质量应当如何衡量呢？本文认为，国家竞争力便是可供探寻的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国际上对国家竞争力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界对此褒贬不一，但经分析判断，从一国经济发展的立足点出发，国家竞争力确是一国认识经济发展质量、判断经济发展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有效路径，有必要认识与重视。
一、国家竞争力：“竞争力”概念辨析与“国家竞争力”概念
（一）“竞争力”概念辨析
国家竞争力概念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学者的研究给予我们许多启发。竞争力研究的奠基者迈克尔·波特特别强调了国家竞争力由于存在宏观经济变量、劳动力、资源、政策以及管理绩效等变量，因而很难建立普遍接受的定义。
在对竞争力的研究中，由于存在偏好的不同，对“竞争力”概念也赋予了不同侧重点：第一，侧重于生产率。“竞争力是企业、产业、区域、国家或超国家区域在面临国际竞争条件下，实现较高要素收入和要素利用率的能力”（OECD，1995年）；“竞争力是保持生产率长期提升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的能力”（奥顿和维塔姆，1997年）；“竞争力是支撑中期高经济增长率的一整套制度和经济政策”（世界经济论坛，2000年）；“竞争力是用生产率来衡量的”（波特，2004年）。第二，侧重于福利。“如果一国人民能受益于高生活水准、高就业率，同时保持外部平衡的可持续性，该经济体就具有竞争力”（欧盟委员会，1998年）；“竞争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创造社会福利的能力”（艾金格，2006年）。第三，侧重于财富。“国家竞争力就是国家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可持续地创造财富的能力”（理查德·维尔特，2009年）。
（二）“国家竞争力”的描述性概念
对“国家竞争力”这一词语进行剖析，可以得到“国家”、“竞争”和“力”三个分支概念。其中，“国家”的概念已有强烈***识，在此不再赘述。第一，对“竞争”的理解。竞争是生物学关系之一，强调在两者或两者以上发生的行为，是指为了己方的利益而跟人争胜，是个人或者团体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努力争取其所需求的对象，且这种对象分有物质或非物质的（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将此抽象概念具体化到经济学领域，竞争是指两国或者两国以上发生的行为，是一国为了本国利益而跟他国争胜，是一国为了本国经济发展，努力争取超过他国的行为。第二，对“力”的理解。有观点认为，“力”是自然科学中的词汇，反映的是物质之间的机械作用，在此释义下被运用到经济学领域（倪鹏飞，2010年），这种理解实质上将重点关注于能量；另有观点认为，“力”应理解为能力，是顺利完成某一活动所必需的主观条件。然而，本文则认为，“力”在此应理解为“实力”，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力量，包括涵盖有形物质力量的硬实力和涵盖无形影响力量的软实力。据此，我们可以将国家竞争力理解为一国为了本国经济发展，践行努力争取超过他国行为的实力，包括国家竞争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二、“克鲁格曼批判”与“国家竞争力”思辨
对“国家竞争力”进行批评的经济学家代表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批评的核心就在于“有关竞争力的争论只是将有关国际贸易的传统谬误重新穿上了故弄玄虚的新衣”（1996年），“竞争力不再与竞争有关”（1998年），且“将讨论竞争力作为目标从本质上就是具有误导性的”（2011年），并对竞争力研究者冠以重商主义、古典主义、战略主义、现实主义等标签分类。然而，“克鲁格曼批判”及其追随者与竞争力研究的支持者之间的辩论，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学领域与管理学领域艰难却又难以避免的融合。
首先，究竟雷池何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对西方经济学中完全自由竞争的理想世界倾注了仰慕与爱戴，认为对国家竞争力本身的研究与重视已经偏离了竞争的轨道，实质上是表现出对以国家竞争力各项指标的评估为导向而对经济发展方向的左右与市场机制发挥资源基础配置作用相悖的一种担忧。在经济学家看来，管理学应当老老实实地活跃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包围的雷池之内，不得越之一步。而从国家竞争力发展的脉络来看，从为了防止后起居上的经济体超越自己的滥觞之由到新千年以来涉及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水平以及社会财富水平等领域的逐步蜕变，俨然已不再是“贸易”二字可以囊括的范畴。而对于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勒科学管理理论提出为标志的管理学而言，的确是始终活跃在对市场机制微观主体运转的维护和落实各项宏观公***政策的一线。这是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必须接受的融合，痛苦的根源在于推崇“以机制为主”还是推崇“以人为主”。然而，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而言，两者针锋相对的基点恰恰不是参与博弈的双方，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搭档。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更应当尊重理性的判断和理智的选择，而不是无谓的争论。
其次，克鲁格曼严格批判国家竞争力理论的原因之二就是质疑国家竞争力毫无统一的理论体系可言，一切争论均缺乏事实和理念的支撑，且认为国家竞争力是一种按照自己的意愿被臆想出来的东西，不具任何科学性。然而，国家竞争力的理论源头正是经济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和派生理论，而对其的发展是与管理学领域中的模型理论相融合，并最终演变为多种指标和指数。克鲁格曼对竞争力的批评——“有关竞争力的争论只是将有关国际贸易的传统谬误重新穿上了故弄玄虚的新衣”其实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突破贸易领域、开始注重生产率、福利水平与社会财富的重要推动力。
最后，在认识与重视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其运用程度的把握，应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注入对中国国家竞争力的研究运用当中，并将其作为一种衡量经济质量发展的、可动态优化的有效手段来利用，而不是将其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来尊崇，避免本末倒置、过犹不及的陷阱。
三、理论溯源
国家竞争力理论体系按照逻辑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理论、派生理论和模型理论。
（一）基础理论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古典经济学派奠基者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绝对优势理论是最早主张自由贸易的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指出，具有绝对优势的一国是竞争力的表现，但是对于处于劣势的国家应当如何自处，该理论不能解释和解决，于是引发了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人物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源自由于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产生的成本差别，而每个国家都应当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在此基础上，赫克歇尔·俄林将劳动力要素推崇至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古典理论中已经萌生的基于劳动分工、技术差别、劳动力等要素禀赋差异、成本差异的竞争力衡量与战略选择，可谓是国家竞争力理论的理论基础。此外，将国家生产力区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李斯特生产力理论，认为除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外，还应纳入资源、技术、信息、管理等多重要素的新生产要素理论，以及将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颇具***识地宣扬了生产力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且对影响生产力的要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与上文中对国家竞争力概念脉络的梳理相吻合，正是在这些基础理论的影响下，国家竞争力才将重心放在生产率以及与生产率提升相关的要素上来，这些基础理论同样为国家竞争力指标与指数的设计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派生理论
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创新”的研究来解释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熊彼特创新理论是派生理论中构成国家竞争力理论基础的基石之一。通过采用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制造新的供应来源和实现工业中新的组织这五种创新情况的论述，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所谓通过建立新的生产函数来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而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的过程。这一理论无疑为国家竞争力理论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契机。
在派生理论基础中，体现经济学与管理学融合的理论就是新经济地理学，该理论将地理学引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尽管克鲁格曼与波特之间的争论看似水火不容，但两位学者却都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杰出代表，***同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新经济地理学开启了更加深入剖析不同经济活动空间的集聚或扩散，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的关系，不仅从全球经济的视角将经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为置身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各个国家根据各自所处的地理空间认识自身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探寻的路径。
此外，派生理论基础中还包括以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普拉哈德和哈默尔为代表提出的核心竞争力理论，虽然该理论最初是研究公司为客户带来特殊利益的独有技能或技术，尤其是能够带来竞争优势且竞争对手难以模仿、转移或者复制的实力，但是这种理念对国家竞争力的层次产生了很大影响，一国竞争力中最为突出、最具效益并且具有较高进入壁垒的实力，就是该国的核心竞争力，而在普遍提升竞争力的同时正确认识且深入发展本国的核心竞争力，或者是在缺乏之时培养和孕育本国的核心竞争力，这恰是国家竞争力得以持续的核心所在。
（三）模型理论
模型理论与国家竞争力指标与指数的建立和运用息息相关，以波特为代表的钻石模型理论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即生产要素、市场需求、相关产业支持、企业战略与结构、机遇和政府行为。通过将产业演化过程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钻石模型理论针对不同阶段给予了分别分析并给出了国家竞争力在不同阶段应关注的不同侧重点。双重双钻石模型理论则从国家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两大角度着手，构建了国家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物质要素方面的商业背景、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等指标；人力要素方面的官员、工人、专家、企业家等指标，并突出强调了人力资源对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贡献。
总之，按照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国家竞争力理论的发展也是从贸易中的竞争开始，不断提高对生产率的重视，深入研究并逐步拓展了影响生产率的各项要素，增加了对创新的效应和空间地理的效应的重视，并最终将各项要素建立成体系，且此体系中的各项要素指标也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着侧重点的转移。这为中国利用国家竞争力进行经济质量衡量提供了可供探寻的理论基础、理念通道和测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