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欲立身，先立品，人无品不立。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人们推崇赞颂的、难以忘怀的是那些道德高尚、操守洁净的人。如尧、如舜、如屈原、如包拯、如岳武穆、如文天祥……人之与品德，犹如土地与水。土地失去了水，就变成一片焦土；人没有了品德，就变成行尸走肉。地势低洼之处水最充盈，品德高洁之士人最敬仰。优良的品德是人的立身之本。
人要有智慧与才能，更要有良好的修养与品德。考核国家公务员，“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德是第一位的，能是第二位的。因为德是一个人的灵魂。司马光曾这样评价人的德与才：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我们都知道萧何、张良、韩信称作“汉初三杰”，为什么没有陈平呢？是人们吝惜这一个“职称”名额？显然不是，因为“汉初三杰”称号是后人追加的，此时陈平早已作古，不会再和时人争待遇。是功勋不够卓著？更不是。有一个成语“六出奇谋”，就是指的陈平曾为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其中用的反间计，离间了项羽与范增的关系，为西汉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究其原因，主要是“德”上欠缺，盗嫂、受金的“腐败行为”与“杰”的称号实在是不相匹配。与陈平相比，四岁让梨的孔融、7岁破瓮救友的司马光，显得微不足道，而他们的故事却代代相传，就在于他们的故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传万世而铸人品，荡正气而震四海，已成为我们伟大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再拿李真与郭秀明相比较：李真，28岁当上省领导秘书，在7年间跃升至正厅级的省国税局局长；少年得志，前程似锦，其才华自然是翘楚不凡，这一点我们肯定不会怀疑。为什么不可一世的李真会因福得祸，38岁就被“双轨”，二审被判死刑？原因就在于“德”出了问题。私欲膨胀，作风败坏，飞扬跋扈，仗势压人，招摇撞骗，有些所作所为不仅一点道德都不讲，甚至没有人性。等待他的只能是正义的枪声。而郭秀明，只不过是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们党的一名十分普通的基层干部，可他去世后，村民们自发连夜在村口为郭秀明树起了"功德碑"。原因就是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质，为了改变惠家沟村恶劣的生态环境和贫穷落后面貌，让群众早日过上富裕日子，他毅然舍弃自家富裕的小日子，毛遂自荐当村党支部书记，八年的时间里，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全身心扑在集体的事业上，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两次建校，四次修路，绿化荒山，平整土地，使昔日封闭、贫穷的小山村逐步走上了文明富裕之路。他以自己的羸弱之躯，废寝忘食，不畏艰辛，任劳任怨，苦干实干，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忘我地实践着***人的宗旨，用生命谱写一曲当代***人可歌可泣的创业之歌、奉献之歌。这样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正所谓“大德如生”。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重信尚德的民族，在我们的生活中，“美德是我们行路的手杖。”（英国诗人布莱克《老牧人之歌》）在社会，遵守社会公德，你会赢得朋友；在工作岗位，恪守职业道德，你会赢得信任；在家庭，良好的家庭美德，你会享受幸福。在社会经济不断繁荣的今天,人们的社交范围越来越广,社交活动越来越多,种种向道德防线所发动的“进攻战”时有发生。只有心地高洁、行为清白，才能一身正气走四方。冰心还曾说过，“坦坦荡荡的胸怀和良好的情绪是一门超级养生术”。的确如此，心地无私，光明磊落，精神上没有负担，自然活得沉稳，睡得踏实，也不失为一条养生之道。
前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在他的理论专著《教育学》中指出：“人并不是生来就具有道德上的信念、情感和行为习惯，这一切都是在生活和教育的过程中获得的。”我们要培养自己优良的品德，就必须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以道德作准绳，规范我们的思想与言行，从教育中汲取道德营养，在生活中修正自己行为，不断锤炼自己的品德，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纯净圣洁的人。诚然，时时、处处、事事都用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确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需要付出理智和胸怀，付出勇气和意志，甚至要饱受痛苦和磨难。但这就像买衣服，如果购买的是一件便宜的服装，付钱的时候是高兴的，但每次穿起它时会感到不舒服。而如果购买的是高质量的服装，在付钱时会觉得心痛，可每次穿起它时会感到顺心、体面。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像高质量的服装，品位高、受人敬，不仅享受人生的愉悦，而且充分感受生活的美好。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做人，就必须把“德”放在第一位，尽管不一定能使自己伟大,但一定可以通过道德的完善使自己的人格变得高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