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尝君是战国时期人，王安石是北宋时期人，两人相去一千三百多年。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是王安石对《史记》孟尝君传的评论。 据《史记》孟尝君传记载，孟尝君是齐国的公子。他和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并称为战国时期四大公子，都以能得士（招纳人才）而闻名于时。较为著名的有：平原君门客毛遂的“毛遂自荐”，信陵君门客侯生的“窃符救赵”，和孟尝君门客的“鸡鸣狗盗”。 鸡鸣狗盗的故事梗概：孟尝君受秦昭王之请，入秦为相，但不久受到猜疑，又被秦昭王囚禁，命在旦夕。 孟尝君本有一件狐白裘，可是已经送给秦昭王了。于是孟尝君手下有一门客夜间扮狗进入秦宫，盗出狐白裘献给宠妃。宠妃向秦昭王说情，放了孟尝君。孟尝君被释放后，怕秦昭王翻悔，急忙逃走。出函谷关时，秦昭王已派人来追。正值夜半。孟尝君门客中有一人学鸡叫，引得附近的鸡都叫起来。守关士兵以为天亮，提前开门，孟尝君一行才得以出关，逃脱虎口。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宋神宗时期拜相，主持变法。变法失败，退居江宁府（今南京）。潜心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著作颇半。有《洪范传》、《三经新义》、《唐百家诗选》、《临川先生文集》等。本篇选自《临川先生文集》。
王安石的评论，一反通常认为“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孟尝君打着招揽人才的牌子，不加选择地收罗了一些偷鸡摸狗的人当门客，自己也成为一群鸡鸣狗盗之徒的头头。正由于此，真正的人才不肯来，因为不屑与鸡鸣狗盗之徒为伍。 王安石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令人耳目一新。他是变法派的领袖，政治上他主张施行新法，夺取特权阶层的部分利益，增加农业产量，以开辟财源；学术上他主张发挥主动的能力而不应消极地服从所谓“命令”，在哲学上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学术主张，被称为“新学”，曾引起学术领域里的很大震动。他罢相后退居江宁（今南京市）至今尚存半山园遗址。 《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姓田名文）”
《临川文集.读孟尝君传》：“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司马迁从孟尝君对人才礼遇、厚待的态度言孟尝君“好客自喜，言不虚矣。”后世人道孟尝君几视之为礼贤下士的代名词。千年后王安石却力排众议，《读孟尝君传》一文称孟尝君不过“鸡鸣狗盗之雄耳”，又成为叫板翻案的名篇。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究其原因在于“士”的标准不同，太史公之言相较更为客观，而两度拜相的王安石胸襟、目光自非常人所能及，他以无双“国士”的高标准来衡量孟尝君招揽的门客，可以说孟尝君未得“国士”，但言不得士尚未足服众。以门客中有鸡鸣狗盗之辈斥孟尝君为盗匪头目，将魏子、冯谖这类确有真才的门客一并否定也是有失公允的。
太史公之言得其实，而王文公高论尽管有偏颇之处，但结论更显深刻精微。以今天的眼光看，孟尝君对门客的态度的确让他得士了，而另一方面王安石揭示了孟尝君对黑白两道的人物不加甄别，开门纳客来者不拒，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也是孟尝君不会被洁身自好的人才所依附，未曾得治世安邦之国士的真正原因。太史公在《孟尝君列传》文末感言：“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者盖六万余家矣。’”可见孟尝君虽得士却因藏污纳垢而遗祸后世，无怪王安石以国士为标准立论，论调之高，后人却被王安石尺牍扫荡祸根的气魄所感染，不因曲高而和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