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摩腾、竺法兰之后，安世高在汉桓帝时来到洛阳白马寺。安世高在白马寺***译出佛经95部150卷。据《开元释教录》载：从东汉至西晋，先后出现译师34人，译出经书700多部1400多卷。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在洛阳白马寺取得的。 从东汉到清代，有许多人先后加入到翻译佛教典籍的队伍中。汉译佛教典籍的数量之大，品类之多，实为世所罕见。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开始于洛阳白马寺。 三国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佛教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这一年，印度和尚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一卷。根据这部佛经的内容，昙柯迦罗主张僧众应遵佛制，守戒法，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在白马寺建坛传戒，开中国传戒先河。其后不久，安息和尚昙谛来到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并根据戒律的规定举行传戒仪式。 如今，这样的传戒大会，在白马寺依然举行。1989年、1990年、1992年、1993年和1996年，白马寺先后五次传授三坛千佛大戒。1993年的传戒大会上，受戒者达到了创纪录的1800余人。据统计，这些受戒者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美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中国人出家，有人说始于东汉末的严佛调（安世高弟子），但也有人说，严只是居士，并未出家。如果后一说是准确的话，那么最早出家的名人，应该是三国魏时的朱士行。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他还曾西行求法。朱士行研究般若，但中土经典有限，于是在魏末（公元260年），他前往西域寻求佛法。在西域，他得到《大品般若》数十万言，于西晋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阳，他后来一直没有回来。 有了戒律的规定，出家人开始逐渐增多，据说到西晋时已有僧尼三四千人，当时仅洛阳、长安就有僧寺近200座。这个时期也有不少人西行求法，著名的有宋云和惠生。他们到达西域许多地方，取来不少经论，并著书记录西行的经过（《洛阳伽蓝记》卷五专记此事）。 后来，经过中国化的佛教由我国东传到高丽、百济、新罗和日本。这些国家都有不少僧人来长安学习佛法。 翻看历史的时候，抑或是翻看野史演义的时候，我们都不能不特别青睐唐代。唐朝时经济文化都很发达，佛教也处于鼎盛时期。 唐代最著名的佛教人物莫过于玄奘。历史上的玄奘，绝对不是电影电视里那般懦弱和窝囊的样子，他是个对佛教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出发，经西域到印度，往返17年，取回佛舍利150粒、经论657部、金檀佛像7躯。无论是在取经、译经方面，还是在佛学成就方面，玄奘都高居同时代出家人的首位。 实际上，玄奘只是唐朝众多西行求法者的一个。据《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载，仅唐朝初年，西行求法的就有60人。 以白马寺《四十二章经》为开端、以唐朝洛阳为代表的佛教译经，成为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唐朝文化的传播，这些汉译佛教经典远及日本、朝鲜等地，为佛教文化在东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