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明代文人篆刻的兴盛有两大标志，一是石质印材广为文人应用，形成了“石章时代”；二是文人多自篆自刻，并按他们自己的审美趣味进行篆刻艺术创作。这两大标志相辅相成，因为文人接受了石质印材，使自篆自刻的愿望得以实现，于是石章广泛流播；又因为文人有自篆自刻的愿望，所以要寻找理想的篆刻载体，这样，石质印材就广为文人接受。这相辅相成的两大标志在明代交汇，均与当时文人士大夫思想观念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这思想观念的改变就是在明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我们知道，明前期是帝王专制空前强化的时代，皇上的权利与欲望缺少制度上的限制，因而帝王与文人士大夫***同遵守的仁义礼制等伦理原则得不到和谐一致的发展，于是渐渐“形成了一种士人人格心态由悲愤尴尬趋于疲软平和的历史态势”这是明弘治、正德年间阳明心学产生的深层原因，也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伏笔。再加上明中期以后政治更加腐败，程朱理学逐渐僵化，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等折射到每一个文人的心中，从而文坛上出现了李东阳等文人的“茶陵派”，他们反对脱离生活、闭门造车、重于应酬的文风；又有李梦阳、李攀龙等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唐宋派”、“公安派”反复古的文学运动。书坛上有中书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