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迎家
白丽丽
(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秦皇岛)
一、对学派概念的理解
“学派”是百家争鸣所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因此，要认真地解释一下它们的含义。
湖北辞书出版社和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的 《汉语大字典》中，对于 “学”的释义有十一条，其中第八条释义为: 学说，《史记·老子列传》: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唐封演 《封氏闻见记·道教》: “本自皇帝，至老君祖述其言，故称为黄、老之说。”
同本词典，677 页对 “派”的释义有九条，其中第三条为: 流派，指立场、见解或作风、习气相同的一些人。如: 党派; 学派。《老残游记》第十一回: “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七十二地，人非人等，总***只有两派: 一派讲公利的，就是上帝部下的圣贤仙佛，一派讲私利的，就是阿修罗部下的鬼怪妖魔。”王国维 《人间词语》: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毛泽东 《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 “(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以上是对于字的解释，我们来看看 1986 年的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上卷，第 2250页对 “学派”的解释: 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梁启超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二节: “今请据群籍，审趋势，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观察，而证以学说之性质，制一先秦学派大势表。”毛泽东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八: “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
二、学说产生的内外因素
以五大学说为基础的学术繁荣，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但引起这次繁荣的原因是很值得研究和当代学者反思的。
( 一) 外部原因
学说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20 世纪 50 ～60 年代，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我国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上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以恢复国力，在文化教育方面，做了以下三个方面重要的决定，为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第一方面: “双百方针”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科学文化领域内由于受到苏联学术批评粗暴作风的影响，也由于我们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某些“左”倾思想的影响，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教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学术、文化和艺术问题上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把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挫伤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从 1953 年开始，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即将被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落后，所以党和国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事业。为适应这种探索的需要，中***中央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提出了一些变革措施。为此，毛泽东写了 《论十大关系》，其中，针对文艺、科学领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第二方面: 1956 年的知识分子会议
1956 年 1 月 14 ～ 20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会议主要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加强党对整个科学文化工作和知识分子的领导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主要包括五个内容。这个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全国迅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第三方面: 1952 年院系调整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院系调整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是建设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特殊阶段。院系调整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地质教育为例: 调整前，我国地质专业十分薄弱，规模很小，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 ( 原北洋大学) 、唐山铁道学院和西北大学地质系全部在校学生同时并入组建而成的北京地质学院成为拥有 5550多名师生员工的专科院校，设立了矿产地质及勘查系、水文地质工程系、地球物理探矿系等，为新中国的地质勘探、资源开发奠定了基础。院系调整后建立了以专业培养人才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高等学校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设置专业，各专业根据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学大纲、教材，按照教学计划进行教学活动，因此保证了大学培养的人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能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
“双百方针”的学术氛围，知识分子会议的政策支持，院系调整的学科基础，为当时中国的学术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 二) 内部原因
大地构造学说能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产生如此多的学派，除了上文所论述的外部原因外，与其自身的因素也是不能分割的，主要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 学科的丰厚底蕴
现代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如果从外国地质学者在中国进行地质考察 ( 1863) 算起，已经有 140 年的历史; 如从中国学者鲁迅于 1903 年发表地质文章算起，也有 100 余年的历史。中国第一个政府地质机构成立于 1912 年，中国地质学科的第一个学会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于 1922 年，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地质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地质学在中国从诞生到比较成熟仅经历了二十几年，在这有限的时间内，地质学的几位奠基人和为数不多的开拓者，通过不懈的努力，艰难创业，为地质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埋下了很好的伏笔，更为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及的是 1913 年创办的地质研究所。地质研究所以实事求是的办学目标、全面的教学内容、注重实用性的教学原则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地质人才。三年的学习，使得第一批毕业的 18 名学生，具备了精深的专业知识，在 1916 年 7 月，地质研究所举办了毕业典礼，同时还举办了学生成绩展，一些外国地质学家前往参观，看到师生们三年来所作的图表，采集的岩石、矿产等，十分惊叹，称: “实与欧美各大学无异，为中国科学上的第一次光彩”。
第二方面: 学说 “创始人”的***性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家，是一代一代承前启后、奋斗不息的科学家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科学成果，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通过对五位学说 “创始人”的研究，发现具有以下两个非常明显的***性。
其一: 启蒙教育中的爱国精神
李四光于`1889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穷家庭里，当时清廷腐朽，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中华民族痛遭凌辱，备受压迫，少年李四光逐渐懂得了什么是民族耻辱。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热忱。
张伯声，1903 年 6 月 23 日出生于河南省荥阳县一个农村家庭里，和别的农村孩子一样，每年夏、秋两季收获时节，他也要帮着家里收割庄稼。这种地道的农村生活毫无文人骚客笔下的田园诗意。相反它是艰难劳苦的。然而正是这段生活经历，使少年张伯声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和诚实忠厚的品行，并磨炼出坚定的性格和强健的体质。中原地带，水灾、旱灾、蝗灾连年不断，军阀混战人为的兵灾祸害更胜自然之灾。家乡农民终年辛苦劳作却不得温饱，年少的张伯声有了亲身的感触，便立志要 “繁荣中原”。私塾老师为了不埋没这个 “志存高远”的学生，便向他父亲建议，把他转到省城开封上一段学，以便能考入省立中学。到开封就学不久，他就考中了来河南选拔人才的清华学校。
黄汲清，1904 年 3 月 30 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场的一个地主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们长期在乡里教书。黄汲清 7 岁被送入私塾诵习 “四书”，次年入青岗国民小学学习，10 岁时进入其父主办的青岗场同化高等小学。他求知欲旺盛，除了学国文、算术、博物和历史等课程外，他还阅读了不少课外书籍，他最爱读的是梁启超的 《中国魂》，从中能感到一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激荡。
张文佑，1909 年 8 月 31 日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南郊礼尚庄。其祖父早逝，家业交由大伯掌管。张文佑的父母在大家庭中处于一种附属地位，这给他幼小的心灵投下了冷漠的阴影。张文佑 7 岁读私塾，10 岁转入小学。礼尚庄在开滦煤矿附近，煤矿是洋人开办的，小学时代的张文佑对洋人掠夺我国煤炭资源不满，又对地下怎么 “长出”那么多煤炭感到好奇，于是萌生了学习找煤采矿本事的念头。母亲去世后，他离家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在这里，他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同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博物学这一类书籍，眼界大开。他的父亲曾要他弃学经商，他不干; 要他长大当工程师，他看到那时候的工程师只会赚工人的钱，对此也就没了兴趣。他一心想的是搞科学研究工作，他认为对国家有用。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幼年的时候，他们就有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和气魄，这样的一粒种子在他们的心里扎根和他们一起慢慢成长，有了崇高的信念，无论生活、工作中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都努力去克服，并时刻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对一个学者而言，真的是难能可贵，更值得今天的学者去学习。
其二: 良好的教育
从几位学说 “创始人”的经历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相似点就是几位 “创始人”都曾经在国外接受过教育。
李四光，1904 年 7 月 3 日，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校普通校学习，后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机械; 1913 年，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了 1 年采矿，意识到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懂地质，于是转入地质系学习，1918 年获硕士学位。1919 年在欧洲各国考察地质。
张伯声，1926 年以优秀的成绩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并被保送到美国去学化学。到美国后，张伯声先来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后来他了解到芝加哥大学的学习条件和教学质量在美国是很有名的，便积极联系转学，他的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攻读时，他还选修了地质学、矿物岩石学、动物学、植物学等课程，以满足内心的好奇。1928 年 3 月，他因顺利完成了芝加哥大学化学系规定的学分而毕业。之后，他转入芝加哥大学地质学研究部，得到了著名岩石学家 Johannson 教授和构造地质学家Chamberlin 教授的精心培养。
黄汲清，1932 年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赴瑞士留学，他先入伯尔尼大学地质系，次年转入浓霞台大学地质系。他的导师 E. Argand 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活动论的代表人物。他治学严谨，要求学生们一丝不苟地完成各项训练，包括熟练掌握德语和法语。黄汲清勤学好问，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深得导师赞赏。在 2 年多的时间里，黄汲清阅读了大量地质学专著，对瑞士华莱县素女峰地区的岩石、地层、构造、地貌以及冰川等地质现象做了详细考察。1935 年在 Argand 教授的指导下，黄汲清用法文写出了 《瑞士华莱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通过了公开答辩，获理学博士学位。
张文佑，抗战胜利后，他被派往欧美考察研究。这期间，他在西欧 ( 包括英国中部和苏格兰) 、北美广泛考察了各种地质现象和地质工程，在许多技术先进的实验室里了解和掌握了各种实验测试技能，还向一些地质名家学习了许多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分析理论，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分析能力和学术水平。
对于以上的几位学者，他们在国内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之后在国外依赖于先进的技术、老师的指导以及对祖国地质学的一份热爱，使他们很快地成长起来，为自己的学说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地质学的学科特点
大地构造不同学说的产生，除了大环境的保证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地质力学学说和多旋回构造学说，产生时间早于 “双百方针”提出的时间。更早于知识分子会议召开的时间，相信在 “双百方针”提出以前，这些学说已经在酝酿中，但是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为什么? 这说明，除了受大环境的影响外，地质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一: 地质学理论的***识程度低
地质学研究的对象有着数十亿年的历史，很多地质变化是经过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完成的，所以它需要从大尺度的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分析研究。地质学家通过野外考察了解不同地质过程和现象是如何在各区域和地点相互作用，包括了解这些相互作用是如何赋予地方以独特的性质，以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途径。而不同的学者在大自然这个 “实验室”中观察所得的结果，因学者知识体系和理解角度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很多结论较难取得***识。因此，地质学成果的产生既有因科学本身原因造成的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有因特定地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特点的影响造成的知识过程。
地质学家也多承认以上的观点，他们认为地质学 “不如其他实验性科学之严格，最易掺杂个人的偏见，即以公正态度出之，也不免有人的因素在内，若再不自检束极力遏制，势必南辕北辙”。
其二: 学术成果的归属方式独特
地质学是一门需要合作的学科。野外考察是一种深入细致的工作。这种工作的强度很大，需要大量人力、财力资源的投入。一位学者很难完成从材料收集到野外考察、收集标本，到室内分析、绘制地质图以至理论研究的整个过程。同时，近代科学研究需要的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已非个人能力所能置备，尤其是地质学，它的野外研究方法和学科性质决定了地质学是一门需要组织、协调与合作的科学。可以说近代地质学的成长必须依赖于学术研究机构。正如任鸿隽所说: “我们要叙述我们科学的进展，必须以研究机关的是否存在为其先决条件，因为研究机关乃是以发展某种学科为目的而组织的”。
其三: 地质学的区域性
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物质基础和不同的变化过程。虽然这种变化过程有着统一的发展规律，但不同地区的地质发展过程存在着变异。从区域特点上讲，中国地域辽阔，地貌形态复杂多样。这里拥有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质地貌单元，如中国西南地区有世界最高的青藏高原，西北地区有世界最广阔的黄土高原。从全球构造来看，中国大陆是全球构造演化的产物和欧亚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地质学知识体系中不可忽略的部分。因此，世界地质学界十分重视中国学者的工作。同时地质学又是国际性的，对任何一个地区的研究都必须放在整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尺度中检验，才能够被证实或证伪。
从以上对 20 世纪大地构造学派繁荣原因的分析，与当今社会上的学术氛围、学者素质相联系，也许从中我们可以想到什么。
参 考 文 献
［1］ 邓绶林 . 地学辞典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
［2］ 陈国达，陈述彭等 . 中国地学大事典 . 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3］ 王天青，周书欣等 . 简明地学辞典 .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4］ 齐秀生 . 社会环境与人才 . 济南: 齐鲁书社，2005
［5］ 王鸿祯 . 中国地质科学五十年 .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8
［6］ 中国地质科学院编 . 黄汲清纪念文集 . 北京: 地质出版社，1998
［7］ 张九辰 . 地质学与民国社会 ( 1916 ～1950)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8］ 薛明扬 .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9］ 池顺良，骆鸣津 . 海陆的起源 . 北京: 地震出版社，2002
［10］ 雷祯孝 . 中国人才思想史 .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
［11］ 黄汲清，何绍勋 . 中国现代地质学家传 .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12］ 赵克让 . 地苑赤子———中国地质大学院士传略 .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1
［13］ 张文佑 . 断块构造导论 .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1984
［14］ 张伯声 . 中国地壳的波浪状镶嵌构造 .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0
［15］ 陈国达 . 中国地台 “活化区”的实例并着重讨论 “华夏古陆”问题 . 地质学报，1956，36 ( 3) : 239 ～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