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运动 在维新时代的初期，朴正熙在全国范围内主导了“新村运动”。这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从前农村和渔村里的茅草屋变成了砖瓦房。同时，第5期经济开发计划的成功完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韩国国内的国民们的绝对贫困问题。但是，相对性的贫困现象的深化、长期执政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及反维新民主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朴正熙的执政基础。为了保住执政地位，朴正熙反而愈加强硬地压制民主化的要求。政府通过了紧急措施，有很多人因此而被捕，此后以政治人物、知识分子、学生、宗教界人士为中心的民主化运动以及在经济开发过程中被忽略的劳动者和农民为中心的保卫生存权的运动愈演愈烈。 打击腐败 朴正熙是以反腐败的名义上台的。他生活简朴，上台后不久，由于大米紧张，政府号召人民吃麦，他自己也每天必吃面食。生活中，除了当时国内难以生产的领带（国产领带打结松弛）、钢笔和电动刮须刀，其他全用国货。治下的17年中，他在大力领导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时时不忘打击腐败。因腐败而受处分的官员1965年达5163人，1969年光上半年就达4000人。考虑到当时韩国的人口，这已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上世纪70年代初，官员及其家庭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都要受处分，对犯错误者的上司和责任监查员也要连带给以处分。1977年1月推行“庶政刷新奖惩记录簿”，每月记录一次，不准“刷”下来的官员受雇于新单位，也不准他们到原先同流合污的企业工作，否则双方都要受惩罚。这一年，他还公布12种肃清对象，包括索要礼品、保护企业非常经营、懒惰、刁难群众、提升中走后门、拥有豪华住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有情妇、无能力等。
但即使这样，他的反腐败依然是有问题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献金问题。据说，他对政治捐款“本人从不过问”，均交给政党领袖和政府官员处理；二是腐败现象太多，特别是对军内、政府内的丑闻，一般是暗中处理；三是对他认为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腐败，或他认为一时不便打击的对象，他总是予以容忍。如1974年大韩航空公司副总裁因违反外汇管理罪被捕，问题出在他把10万美元送给出国旅行的韩国官员或执政党成员。由于当时韩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他让两个执行人员从国外带10万美元回国，以弥补国内外汇储存的亏空，结果这两人在通过海关时被捕。这件事朴正熙没有兴师动众，而是在20天后亲自干预，让有关部门释放了这位副总裁，整个事情不了了之。
朴正熙打击腐败的范围很广，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走后门调工作、“生活奢侈”、“拥有豪华住宅”都是严厉打击的对象，同时采取“连带责任制”，如发现贿赂事件，不仅要处理行贿受贿者，也要处理责任监察员和监察机构领导人。反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朴正熙政权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是因为朴正熙深刻认识到了腐败在韩国社会的根深蒂固，二是朴正熙出身农村，对腐败有一种天然的仇恨。所以，朴正熙时期反腐败的理智行动里夹杂着强烈的道德冲动。在大规模更换政府官员的同时，朴正熙建立起了严厉的监查制度。中央设监查院，地方设监察室，实行责任包干，除了公开监察还有暗中监察。1962年5月，对新政府的中高级官员进行的第一次监察中，就一次性处分了350人。这些人受处分的原因不仅包括贪污受贿，还包括生活奢侈，甚至包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请家庭教师、打高尔夫球。朴正熙本人则以身作则。“他从来不是一个大交际家，社会的盛大宴会对他的血液来说太奢华了；并且他尤其厌恶卑劣的沙龙政治活动。”他从不打高尔夫球，到乡下视察时，常光临小吃店，吃大众化食物。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来没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在探讨朴正熙政权能够进行有效的反腐败斗争的原因时，许多学者都强调朴正熙个人的清廉或“不腐败”。在同反对党的互相竞争、揭短的斗争中，“朴正熙本人没有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他的政敌金大中也承认1967年竞选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不能够把朴正熙本人包括在政府的腐败之中”。
由于顽强地追求经济发展的目标以及中央政府不那么腐败，所以朴正熙政权能够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败斗争中有所作为，保持了行政效率，从而使各项政策得到较好的推行。但另一方面，不断地采取自上而下的强硬措施，专制的色彩日益加强，结果使整个政治制度结构逐渐失去弹性。到70年代末，反腐败斗争以及其他工作都要靠朴正熙对下级的训斥和谩骂。体制的缺陷导致他个人的悲剧。 汉江奇迹 朴正熙上台后为韩国的崛起做出了巨大贡献，是“汉江奇迹”的缔造者。1973年1月12日，总统朴正熙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发展重化工业。
朴正熙31日听取了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的报告，此报告持续了四个小时。报告指出，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要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有必要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要将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同时并进，赶超北朝鲜。
朴正熙听着沉入深思，最后下了指示：“要引进必要的外资!”
那次会议改变了韩国的命运。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有320美元（1972年）的国家走上了同时振兴造船、电子、机械、钢铁、汽车、石化、原子能等技术集约型核心产业的道路。总统秘书长金正濂和重化工业企划团长吴源哲负责总指挥，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原则，各领域选定一两个民间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1973年7月3日韩国重化工业的象征——年产103万吨的浦项钢厂经三年建设得以竣工。当第一口铁水流出时，总经理朴泰俊和职工高呼万岁，流下了热泪。浦项钢铁的产量1978年达到550万吨，1981年增至850万吨。
朴正熙对要放弃造船厂的现代集团总裁郑周永说：“这哪能行，难道坐在我面前的人是当年建设京釜高速公路的那个人吗？”于是，郑周永飞到西欧，让人看500韩元纸币的龟船说“我们早在几百年前就造了这样的船”，硬是弄来了贷款。
现代造船厂于1975年竣工。1976年现代汽车开始出口“小马（PONY）”车。
1973至1979年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了16.6%，1980年重化工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54%.1965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6美元）只有菲律宾的一半，但到1979年达到1745美元，为菲律宾的三倍。“汉江奇迹”已露出了端倪。 克服石油危机 1973年11月8日，韩国政府颁布了“节能一期措施”。其具体内容包括：节省5%的暖气燃油；2公里左右的距离不坐车；在日常生活中彻底履行“白天关灯”制度；对新建广告霓虹灯和浴池的审批进行管制。当年10月，第4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给刚刚宣称重点发展重化学工业的韩国经济带来巨大危机。每桶2.8美元的油价至翌年3月涨了四倍。
新闻头版头条几乎每天都是涨声一片。由于夜晚街上漆黑一片，做坏事后逃逸的人也剧增。人们开始屯积卫生纸、香皂和方便面等生活必需品。由此“节省10%原油的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政府事业单位撤销3分之1的电灯，电视节目缩短到每天4个小时，清晨节目也随之消失。
1974年1月14日的第3号紧急措施降低了低收入人群的负担，扩大了对电视和冰箱等“奢侈品”的征税范围。总统夏天也要关掉空调，开着窗子与蚊蝇搏斗。
这些措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74年韩国经济增长率为8.1%，出口比上一年增长了38.3%，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7.1%。国家经济发展第三个5年计划期间（1972年至1976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1%。韩国此时此刻勇敢地使用了“化危机为机会”的逆向思维方式。从中东赚回买石油的钱。
1974年1月30日，经济第二首席秘书官吴源哲向总统朴正熙建议“中东因石油而富得流油，我们在那建工厂并输出建筑人力吧”。
从此之后，从越南撤回的韩国企业大举进军中东。中东热潮达到顶峰的1978年，在这片滚烫的黄沙上挥汗如雨的韩国劳动者达14万人。1975年至1979年期间从中东赚取的205亿美元近占同期韩国出口总额的四成。
这些经验成了克服1978年延至1981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基础。
图册来源 朴正熙1939年报名参加日军，写了血书。朴正熙写：“我身为日本人，以精神与气概，义勇奉公，一死报国的决心报名军官。为满洲国军，为日本国献身的觉悟。”韩国各大网站的网友纷纷表示，对其前总统朴正熙很失望。 朴正熙总统压制了韩国特色的现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发展。第8届总统选举于1972年11月举行。整个选举是一场只有朴正熙一个人参加并且最终由朴正熙当选的闹剧。韩国的第四***和国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段历史被人们称为“维新独裁”。 他执政期间，限制公民个人自由，扩大韩国中央情报局，实施赋予韩国总统以广泛权力的新宪法。 1964年，他主持韩日关系正常化，这一举动受到许多人的反对，并造成了普遍的社会动荡。 任爀伯指出，朴正熙并不是为了实现工业化而建立独裁体制，而是为了建立权力主义政权而推进了韩国的工业化。 任爀伯主张：“权威主义型工业化和民主产业化，只是抉择问题，并不是历史的必然。”延世大学教授金东鲁说，朴正熙政府捏造了民主主义理念，让国民们相信他们天生承担着重建民族的历史使命。 金东鲁主张，新村运动重新确立了传统地方社会的秩序，是有效控制韩国人的政治战略。 韩国左派认为，朴正熙是二战后东亚军事独裁强人，镇压国内民主。 朴正熙被韩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和《亲日人名词典》编程委员会，列为亲日派韩国卖国贼。 韩国政府“历史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认定1973年8月发生在日本东京的“绑架金大中事件”是当时韩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的一次有组织犯罪行为。无法排除事件是由朴正熙直接指示的可能性，至少该事件也得到了朴的默许。 实行排华政策。1968年7月3日韩国公布了《外国人土地法》，大大的限制了韩国华侨的经济发展。 反对实行民主。朴正熙认为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因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依据他的逻辑，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