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的自传《岫庐八十自述》是皇皇巨著，并不偶然。原书50章，100多万字，详细记录了王云五一生的各个阶段。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云五先生的公子王学哲节录而成，只有20余万字。虽然大量的史实无缘过眼，但窥一斑而知全貌，这本书总算对王云五的传奇人生有一个大概了解。
离港赴台
1948年11月26日，王云五携带家眷自南京飞往广州，独居广州亲戚家，“以二三个月时光，撰著两年半之从政，十余万言”。他的夫人和子女在广州稍住几天，即转赴香港。1949年1月上旬，王云五到香港探视亲人，并密切观察国内局势发展，考虑今后的去向。1月底，返回广州收拾行李，迁居香港。2月上旬“参政会”副秘书长自台湾发函，劝王云五赴台。4月，王云五以探望大儿子学理为名，飞抵台北，其实是要考察一下台湾是否可作为他的久留之地。经由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长王世杰从中联系，王云五到台北的第三天，便奉下野总统蒋介石之召，上阳明山拜晤，会谈约5小时。蒋介石希望他赴英讲学后勿久留海外，若愿意迁居台湾，可就近办咨询，或办个小书局，从事出版业。王云五答应赴英讲学后即迁往台湾，至于办小型出版社，若有必需的启动资金，马上可着手进行。蒋介石对他的表态感到满意，答允给予适当资助。
5月，王云五开始筹设“华国出版社两合公司”，先后投入筹办资金新台币20万元，其中他和亲友出资5万元，蒋介石拨款15万元。12月25日，华国出版社在港、台两地同时开业，王云五任社长，另聘若干人作助理。这个出版社尽管是民营的，但其中有蒋介石的拨款，因此，必然在出书方针上坚持反***立场，这一点王云五本人也不讳言。1950年，王云五的多种译著由该社出版，大多是一些适应冷战需要的宣传性读物，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尽管王云五宣称要“以工具书为维持营业之基础，教科书副之”，但除了《王云五综合词典》于同年4月出版之外，该社在工具书和教科书的出版方面没有取得多少成果。由于译印的新书滞销，在港机构被迫于1951年12月撤消，而在台湾出版的书则缺乏对岛外推销的途径，华国出版社的处境颇为艰难。1950年，王云五居住在香港，间或飞赴台湾，处理与华国出版社有关的事宜等。在港期间，王云五还撰写政论时评多篇，发表于《自由中国》半月刊等杂志上，加上迁台后发表的若干篇政论文章，后来编为《岫庐论政》。
与华国出版社在港机构有连带关系的，是“自由人”组织的成立和《自由人》三日刊的面世。由于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完全失败，部分坚持反***立场而对台湾当局持观望态度的迁港人物集议对策，时常利用国民党租借在铜锣湾的房屋集会，以“自由人”自命。王云五因主持华国出版社在香港的事务，被推为“自由人”的召集人。但是，在《自由人》即将创刊之际，王云五却决计迁居台湾。这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在1950年3月1日恢复了“总统”职务，台湾当局屡屡邀请王云五赴台，欲再次启用他这位“社会贤达”，让他继续扮演好政治花瓶的角色，并想利用他的影响力间接控制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文化人。
1951年1月3日，王云五飞抵台北定居，1月9日即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委员，5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月薪1000元新台币，经济待遇相当于一个特任官。12月被聘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政制小组”第一小组召集人，另三个小组召集人分别为张群、邱毅吾、张厉生。同年4月，因女儿在美国住院动手术，王云五向台湾当局函告困难情状，“行政院”院长陈诚特批1000美元。由此可知，国民党当局对王云五格外照顾，对他发挥政治影响寄以厚望。然而，王云五虽有些官方赐予的名誉职务，毕竟还没有担任实职，潦落之感仍萦萦于怀。
赴台后的最初几年中，王云五以写作、演讲等为主，议政参政为辅。他在这一段时期的写作，基本上以撰写文章为主，内容涉及政治、管理、教育、为人等各个方面，分别发表于台、港杂志。他还编成《中国史地词典》 《英文成语新词典》。此外，他还有大量译著。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全史》，这是一部长达130余万字的巨著，王云五从1953年6月中旬起翻译，历时三年才译毕，用龙倦飞笔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王云五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有关兼职也很多。他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有纯文化学术性质的，也有政治性的，大多是两者兼而有之。但他参与时间最长、占用社会活动时间最多是“自由人”的活动。王云五为自由人社董事长。1952年3月15日，在台“自由人”举行全体会议，由王云五主持，对《自由人》刊物的立论态度决定为：“除积极的主张民主自由，消极的反***抗俄外，并须维护现行宪法倡导议会政治”，“凡外界对台湾有恶意攻击影响国本时，应予驳斥”，并增加刊物的新闻性和趣味性，以广销路。
1955年3月，《自由人》又捅了马蜂窝，该刊文章论及扬子公司在上海时期的贪污案，批评了孔祥熙。国民党当局很为恼怒，决定直接干涉。在国民党当局的威逼下，王云五写信给《自由人》刊物在港负责人左舜生，通知停刊决定。不料左舜生等人对国民党的专制行为颇为反感。4月29日左舜生自香港致函王云五，明确表示反对停刊。从此，香港“自由人”自行其事，不再受王云五、阮毅成等约束。《自由人》刊物坚持到1959年9月13日才宣布停刊。在台“自由人”内部也发生分化，雷震等人抨击专制统治，与台湾当局关系紧张；亲台湾当局者仍保持相互间的联系。
19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政权面临经济困难、人心不稳的社会现实。为了继续维持在海岛一隅的统治，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结束后，即酝酿召开所谓的“国民大会”，以便借“合法”的名义加强统治。第一届“国大”召开过多次大会。王云五先后参加了第一届“国大”的六次大会，而且都是主席团成员。南京一届一次“国大”期间，王云五身为行政院副院长，主席团会议多不能参加。
一届二次“国大”于1954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由胡适任临时主席，主要任务有三个，一是选举“总统”、“副总统”，二是决定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应予延长还是废止，三是讨论监察院对副总统李宗仁的弹劾案。在一届二次“国大”筹备和开会期间，王云五还没有正式官职，表现颇为活跃。大会最后的结果是：罢免李宗仁，选出“蒋总统”，延长《临时条款》。在国民党加强一党专政、最高决策者非蒋莫属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由于王云五的“积极作用”，国民党当局对他很有好感，很想利用他。二次“国大”闭幕后不久，王云五即出任“考试院”副院长。
一届三次“国大”于1960年2月19日在台北开幕。王云五时任“行政院”副院长。一届三次“国大”原定的主要任务是选举“总统”、“副总统”。这是因为蒋介石和陈诚的任期已满，根据“国大”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而蒋介石已连续担任两届，按“法理”没有再度竞选的资格。另一个问题是，民社党、青年党、部分无党派代表和部分国民党代表，在会前提出要实施创制、复决两权，其实质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要获取创制、复决两权，前提是要否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因此，一届三次“国大”主要讨论三个问题：所谓的“动员戡乱”的名称是否还有必要维持？创制、复决两权应否由“国大”行使？总统能否连任一次以上？
这些问题首先在“国大”第一审查委员会修改临时条款整理小组讨论，然后提交大会讨论、表决。3月7日，在国民党操纵下，推定47人的整理小组，王云五为召集人。王云五以主持人的身份，提出“动员戡乱”名称不变，“总统”可以连选连任，创制、复决两权留待以后解决。整理小组的这次会议，意见颇多分歧，勉强达成一致意见，通过王云五所提建议。3月11日大会开始后，反对意见仍然很为激烈。这时，王云五突然起立，朗声发言，重点在于说明创制、复决两权必须拖延行使，但到时候必定能够行使，并以自身来自工商界，说话向来算数为保证。王云五的“在官言商”，以商喻政，让与会代表吃了一惊，众皆愕然，面面相觑，知道再争吵也不会有结果，这位“矮个子白发老人”代表的是国民党当局的观点。既然创制、复决两权还有“研究行使”的一丝希望，于是持不同意见者也就缄口不言了。3月11日的会议修改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对“总统”连任问题作出新的规定：“行宪首任总统，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连选得连任。”这一条显然是特地为蒋介石而修改的。3月12日，国民党临全会推定蒋介石和陈诚为“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3月21日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3月22日陈诚蝉联“副总统”。由于“行宪首任总统”可以不受限制地连选连任，蒋介石先后***连任五届“总统”。而第一届“国大”1948年在南京举行过一次，此后在台北举行了多次，一直没有改选代表，被台湾人民讥称为“万年国代”。
关于解决两权行使问题，一届三次“国大”通过了王云五拟写的《临时条款规定设置机构之组织原则》，规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国大”临时会议，设立“国民大会宪政研讨委员会”，该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公推总统、副总统分任之”。这一缓兵之计，使“国大”行使创制、复决两权问题一拖就是六年，到一届四次“国大”开幕前不久，才召集临时会议。
1966年初，六年一度的“国大”又临近了。从2月1日开始召开“国大”临时会议，由王云五主持，“讨论宪政研讨委员会议定之创制、复决两权行使办法及其有关结论为议题”。最后的“研究”结果是一届四次“国大”将不解决创制、复决的两权行使问题。这自然是国民党当局的决策。
一届四次“国大”于1966年2月19日在台北召开，王云五主持开幕式。此时的王云五已不再担任政府官职，观念上也有所变化，对于自己再次入选主席团，以及两权问题拖而不决，也有抵触情绪。一届四次“国大”通过了经补充的《临时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之”，其实便是无限期延长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使国民党当局得以“合法”地加强专制统治。关于长期争论不休的创制、复决两权行使问题，该条款虽规定“国大”“得制定办法”，但又补充说明，“总统对于创制案或复决案认为必要时，得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讨论之”。换言之，如果“总统”认为“没有必要”，则“国大”有关提案不予讨论。
按惯例，“国大”一届四次会议又得选举“总统”、“副总统”。国民党提出的候选人是蒋介石、严家淦，其他各方都不提候选人。国民党方面要制造竞选的气氛，鼓动各界人士发表言论，王云五当然是其重点工作对象。王云五借国民党预定调子的宣传，对蒋、严之“贤明”不免虚言渲染，表明自己无意参加这次“无竞争选举”。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蒋介石、严家淦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
从1957年国民党八大到1969年国民党十大，是台湾当局借鼓吹“反攻复国”、强化一党专政的时期。王云五本人有在台湾担任“考试院”副院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经历，他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其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原本一些有限的民主意识，往往屈从于官方意旨，或者说服从于国民党的意旨，而很少体现出来。
1972年和1978年，台湾方面召开“国大”一届五次和六次大会。其时，王云五年老体衰，已脱离政坛多年，有时敢讲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对徒具形式的“国民大会”不抱什么奢望，偶尔出席几次会议，也无重要表现。
博士之父
在台湾，王云五享有“博士之父”的称号。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同时期指导的博士生也最多。
自1954年起，他受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1963年3月底起改聘为专任教授。任教期间，他在硕士班开两门课：现代公务管理和现代行政问题研究；在博士班开一门课：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由于他对政治学和行政学有独到的研究，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上起硕士班的两门课来，内容十分充实而且生动。在政治大学，王云五是主要的论文指导教授。
从1955年到1964年，政大研究所毕业的博士***13位，他一人就担任了9位博士生的论文指导。据说，他在政大一***培养了30名硕士、15名博士，由此赢得了“博士之父”的雅号。而他自己也在82岁那年获得了生平第一个方帽子，即韩国建国大学赠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9年，王云五请辞政大教席，专心从事文化出版业与个人著述。
自从1963年12月辞去官职后，他便进入了个人撰写论著的高峰期，出版个人著作20多种，文章近百篇，其中100万字以上的著作5部。如七册《中国政治思想史》、六册《中国教育思想史》，尤可称为巨作。即使到了晚年，王云五仍旧著述不已。在80岁生日时，他出版了一部120万字的《岫庐八十自述》。在他90岁生日时，又令人惊奇地推出了一部50万字的回忆录《岫庐最后十年》。除撰写学术著作和回忆录外，他也喜欢作诗填词，作为一种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