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止一次，不止一处见人撰文，说“搞”字为夏衍所造。今年上半年至少见过两次：韩士奇《现代文人的自创字》（《书屋》2007年第3期第79页）、李霁宇《搞——汉字趣谈》（2007年5月13日《今晚报》副刊）均持此说。李文说：“搞字在《说文解字》中无，是后人发明的。发明人是夏衍。在1939年至1941年间，他在桂林主编《救亡日报》时发明的。”二人文章俱引夏衍《懒寻旧梦录》为证，书中说：“我承认，这是我根据实际情况而试用的，但不久，这两个（另一个是“垮”字）一般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就被其他报刊接受了。”事是趣事，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一个不少；情非实情，“搞”字演变自有轨迹可寻，不能说是夏衍搞出来。 其实，同一家《今晚报》，同一块副刊版面，9年前（1998年2月24日）已登过孟昭连的文章《“搞”字的来源》，对此做了澄清。 孟昭连的文章以鲍延毅教授《金瓶梅语词溯源》为依据，指出“搞”字在《过秦论》“执搞（义同‘敲’）朴而鞭天下”、《金瓶梅》“刚才把毛搞（义同‘薅’）净了他才好”、《醒世因缘传》（借用为“铐”）中皆曾登场，不过都是借字，与“搞”字今义无涉。但足可证明“搞”字古已有之，谈不上由后人来“造”。至于“搞”字今义，也不是始于抗战时期，至少可追溯到清代。证据是光绪年间出版刘省三公案小说集《跻春台》中，已多次使用“搞”字，如“门和窗都搞去卖了”，“搞的满地是水”，“胆子越搞越大”……其音、义、用法与今日毫无二致。由是可知，“搞”之为“搞”，非夏（衍）搞。 至于夏衍造“搞”字说所以会以讹传讹，流布不息，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名人效应，夏公称“搞”字出己手，众人深信不疑，作为佳话津津乐道。而“搞”字今义产生并使用，要比夏公早几十年，夏公用“搞”字，只是发扬光大，不是另起炉灶。二是鲍延毅教授研究成果未能在工具书中得到反映，从而使“搞”字音义演变出现断层。一旦权威辞书增添上述《跻春台》例句，夏衍造“搞”字说当不攻自破。可惜现行《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搞”字词条，释今义皆引当代作家作品为例，看不出“搞”字演变过程，无助于恢复本来面目，纠正讹传，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