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能完全进入文学作品吗？某些方言写作，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还只是语言的简单嫁接？方言写作就意味着民间立场吗？在方言式微的今天，方言写作又能走多远？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猫腔”到最近张炜《丑行或浪漫》中的登州方言、刘震云《手机》中的四川方言和河南方言、阎连科《受活》中的豫西方言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方言成功走进文学作品，方言写作越来越受到关注。
不能成为语言的简单嫁接
评论家们认为，在普通话写作实践中，写作者早已感受到其中的不足和限制，并以各自的方式对普通话进行挑战和“突围”，方言写作激活了母语的生命力。如作家刘震云在谈到自己的语言追求时就说到：“汉语在语种上，对创作已经有了障碍。这种语种的想像力，就像长江黄河的河床，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沙化了，那种干巴巴的东西非常多，生活语言的力量被破坏了。……我们的语言在沙漠里呆得太久了。”作家张炜觉得，他用登州方言写《丑行或浪漫》时，达到了“长期写作生涯中梦寐以求的状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感。
还有人指出，对于一个“生活世界”的语言与普通话差别很大的作家来说，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翻译”：“生活世界”——“生活语言”——“写作语言”。作家直接用自己的“生活语言”（方言）进行写作，更接近生活的真实，更接近文学的本质。张炜甚至说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方言才是真正的语言，文学写作从根本上来说还不能依仗普通话，因为它是一种折中过的语言。”
同时，评论家们还指出，现在的一些方言写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言写作，并对某些进入文学作品的方言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方言写作的概念只存在于某些方言中，如以《海上花列传》为代表的吴方言文学和以粤语戏曲、杂志为代表的粤方言文化，因为这两种方言有着其独特的造句、构词、表意、造字方式，说写可以合一。
而对于某些方言来说，汉语和汉字相对来说是脱离的，说和写是两码事，说话可以用方言，落实到纸上只能用全国通行的汉字，从根本上不具备写作的可行性，是不可能完全进入文学作品的。这种方言只有经过作家“翻译”、加工后，才能进入文学作品，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言写作。
用这样的方言写作，作家的“翻译”能力至关重要。而现在有些作品中的方言却变成对语言的一种简单嫁接：在普通话的句式中加入一些方言语助词，将部分通用词汇替换为形似而嗦的方言词。这样的语言与其说是方言，不如说是地方普通话，成为既不成普通话又不成方言的“二不像”。
并不等于民间立场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的真正独创性在于，运用民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从而揭示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间世界。”对于方言写作所显示出的民间立场，所开拓的新的创作空间，评论家们大多表示了肯定、赞赏，他们认为，方言写作用民间语言来表现民间，民间世界通过它自己的语言才真正获得了主体性，这比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来表现民间要生动得多、真实得多。作家们看似在做语言的实验，但其背景仍然是对人文传统的寄存和保留，所要表现的是语言覆盖下的民间世界。这样的语言不仅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成为作品内容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此外，评论家们还指出，方言写作并不意味着民间立场，方言并不等同于乡土精神、地域色彩，所谓画虎画皮还需画骨。评论家们说，乡土精神和文学的地域性已成为当下的文化趋势，作家由以往的“胸怀四海”，转为力图在文学地图上建立自己的“民间世界”。一些作家为了突出乡土精神、地域特色，便拼命在“土得掉渣”方面下功夫。把方言生拉硬拽进来，在标准的汉语句式中加上语助词，把顺溜的普通话词汇改成不顺溜的地方话词汇。所谓的乡土精神、地域特色，只剩下方言这张皮，皮干瘪，血肉也不见得丰满，骨骼更是谈不上。
现在运用方言写作的作家，大多有着特殊经历和教育，这使得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有可能本能地选择方言。但对于在普通话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已经习惯了普通话和普通话的思维，方言思维和表达的能力不断下降，方言写作也将变得更难。而且对于读者来说，对方言的接受程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
更令人担忧的是，方言正在逐渐丧失其原有的活力与精神，方言写作的可行性和意义也将大大受损。今天，方言和方言的语境、方言和方言的大地之间那种天生的默契和亲密无间的交融正在逐渐消失。说方言的人，即使还留在他们的土地上，那片土地也已经大大不同了。他们面对着越来越普通话化的世界：不仅是教育的彻底普通话化，而且是生活也越来越深入地普通话化，就连娱乐、娱乐的内容也普通话化。
普通话化，简单一点说，也就是现代化在语言上的变体。偶尔在某类电视节目里听到方言，可那样的方言只不过是点缀，是调味品，甚至是可笑的东西，被嘲笑的对象。他们的语言不断遭受剥夺，他们生活世界的完整性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