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定一的身上，生前死后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在研究中***党史，无论从官方角度的还是民间的立场，早就不提甚至是刻意回避沈定一这个毁誉参半的名字了 。
《民国人物大辞典》中，有一段关于他的传略：沈定一在武昌起义后参加光复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流亡日本，1916年回国任浙江省议长，1919年与戴季陶创办《星期评论》，1920年与陈独秀等发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上海***产主义小组)，成为中***早期党员，后在家乡衙前兴办农村教育，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加入国民党任候补执委，1923年孙中山逝世后破坏国***合作，1927年“四·一二”后任浙江反省院院长，清党委员会党务委员。
可见，作为一个早期参与中***建党活动的革命者、大地主、政治家、新闻记者、教育家和国***两党的早期党员、被孙中山评介为“浙江最有天赋之人”，到今天仍未有最终的论定。
曹聚仁评介说，“沈定一先生，虽已为社会淡忘，他却是火一般热烈有血性的人，直到他被暗杀为止，没有一天不活泼泼地生活着。”
原先被称为十次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之一的头子罗章龙，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介沈定一：“沈玄庐本身为官僚兼大地主，却刻意深入劳动者中生活，其率先对佃户李虎成实行退佃退租，并参加衙前农民斗争，因此引起大家刮目相看。我在沪杭甬铁路开会时，沈闻讯骑着自行车，头戴雨帽，皂衣布鞋，暗夜中赶到郊外数十里道棚参加开会。
沈在会上倾听大家讨论，并发言道‘我们很早就听说过书记部和***产党人来人到工人区去，便像春雨后竹林一样，一夜工夫，毛竹就冒出苗头来了。’随后，沈把革命道理用当地土语譬解，深入浅出，听者无不动容。在会完毕，沈手推脚踏车，步行随大家走回城站，边走边谈，好像完全忘了疲倦似的。”
1978年7月，著名作家茅盾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沈定一，“这个人很特别。杨之华原先就是他的儿媳。他是萧山县的大地主，但思想开明，曾主动搞减租减息，还办起第一个农民协会，在当时全国算是最早的一个。他很早就信奉***产主义，并加入了***产党。后来他写了封信，指责说，***产党搞得太滥，什么人都可以参加，连地痞流氓、拆白党也拉进来了。还说什么拐走他儿媳的，竟然也是***产党员，等等。总之，他表示不干了，当然，这里也有误解和猜测。他的这种错误态度，当时曾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
中***早期领导人彭述之的夫人、当年与瞿秋白、杨之华过从甚密的陈碧兰，在其回忆中也说到，1924年初，沈玄庐曾带着他的儿媳妇杨之华来上海并访问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教授的瞿秋白，并要求瞿帮助杨之华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而平时不喜待人的瞿秋白却对沈十分热情。
宾客宴请之后，杨之华还得以免考进校上课，并在学校入团入党，这对杨之华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即从大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少奶奶生活里解放出来。但沈玄庐却因此向后退了，由于杨之华与瞿秋白结合，沈玄庐大起反感，甚至骂瞿秋白为流氓，因此他愤而脱离了***产党。
清党过后，沈定一因国民党内部派别互相倾轧，辞职退出浙江省党部，又回到他所熟悉的家乡，在当地组织农会，结纳农民，推行减租，试办农村地方自治。其被刺身死时，得年44岁。
这个被农民兄弟亲切称为“三先生”的沈定一，角色可谓复杂多变，扑朔迷离，甚至连他的被暗杀都成了难解之谜。有研究者分析，沈定一的被暗杀极有可能是国民党人所为，因为沈定一的最后一次远行，是去莫干山与国民党的要人戴季陶、朱家骅、李济深等人见面，会谈的过程不很愉快，结果在下山返回萧山的途中遇害，在那样兵荒马乱的乱世，对凶手的追究最终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而据沈定一的学生徐梅坤《九旬忆旧》记载，沈定一之死，是因为这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他在衙前成立自治筹委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以图推翻蒋介石统治，这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和不安，所以“通过何应钦派刺客在衙前刺杀了沈玄庐。”
沈定一的死在今天看来，不但是一个谜，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表现在革命初始阶段时的思想纷乱性与动摇性。要知道，革命本身并不是按照程序预设的、恒定不变的和纯净无瑕的，革命过程本身有着它多种可能性与可变性，作为革命的同路人恐怕亦难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