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19世纪明治维新的时期，大量欧洲词汇涌入日本，在翻译时往往陷入不少无词可用的困境。例如，夏目漱石曾经留下这样的日记：
law ハ nature ノ world ニ於ル如ク human world ヲ govern シテ居ル
意即英文：“Law govern human world as nature world”，因无对译语可用，以上日记用日文所书并译成中文就是，“law如nature于world一般govern著human world”。由此可见，即便在19世纪中期，这些英文字竟然都无词可用，于是日本学者或由古书既有词汇发想新义，或以汉字的望文生义特性独立创造新词，逐渐累积了大量的新汉字词，例如上文如今可写成：
法律ハ自然ノ世界ニ於ル如ク人类世界ヲ统治シテ居ル
有了新制汉语后，以上就可译为“法律如自然于世界一般统治着人类世界”。此例中，许多词汇选自汉语现有词汇作为对译语。不过“世界”一词就经常被认为是广义的和制汉语。
古汉文“世界”一辞是佛教用语，可能指国土、人间界（如“三千大千世界”）、环境（如琉璃世界）。而今表示全球所有国家的用法源自日语。
其他如电话、科学、哲学等，都是这个时代创造出来的和制汉语词。事实上极大多数的和制汉语都在这个阶段诞生。
清末，大量和制汉语、半和制汉语随着翻译书刊传入中国，造成重大的文化冲击，引起反日情绪。张之洞、严复、林纾、章炳麟、彭文祖等人，都曾大加批判。
张之洞对于新翻译名词的憎厌，在当时流传很广。留日归国的汪荣宝曾和叶澜在1903年编纂出版过新名词词典《新尔雅》，风行一时。学部司员作出推荐，张之洞指著汪的名字说“是轻薄子，不可用。”但当时学人要完全摆脱和制汉语不大可能，张之洞有次请幕僚路孝植拟一办学大纲，见拟就之文中有“健康”一词，便勃然大怒，掷还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殊觉可恨。”。路孝植回曰：“名词亦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可恨。”
彭文祖在撰《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认为和制汉语滔滔入华为灭国灭族之事，攻击那些套用日本名词的人恬不知耻，并着力批评“支那、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义务、卫生、要素、法人、文凭、经济、引扬、相场、切手、让渡、差押、第三者”诸词“不伦不类”，认为中国人袭用是“瞎眼盲从”，力主改新还旧。如认为应当废止来自日本的“取缔”，代之以古汉语禁止、管束；又主张将“场合”改为时、事、处，“第三者”改为他人，“动员令”改为动兵令，“打消”改为废止，“目的”改为主眼，“取消”改为去销，“手续”改为次序、程序，“引渡”改为交付、交出，等等。
严复尤其努力地铸造新词或修改和制汉语以为肆应，此竞争从清末延续到民初，至1920年代胜负已判，和制汉语得胜，严译词汇包括音译词，如“拓都”（total）与“么匿”（unit）、“涅伏”（nerve）等；义译词，如“官品”（生物）、“部勒”（部署）、“群学”（社会学）、“名学”（逻辑）、“天直”（权利）、“民直”（权利）等，这些严译词汇几乎都不敌和制汉语。严译的失败也涉及其所主持的“编订名词馆”，在名词统一工作上成效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