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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珓的曲文军《中国古代“掷珓”习俗考》

中国古代“掷珓”习俗考(摘要)

(临沂师范学院 曲文军 山东临沂 276005)

[内容提要] “掷珓”是中国古代占卜的重要形式之一。它始唐代,盛行于宋元时期。它的特点是器具简单、操作方便、神灵的旨意简洁明了。明清时期,逐渐被祝祷内容更为复杂、神明的旨意更为具体的“求签问卜”所取代。

[关键词] 掷珓 掷杯珓 民俗文化 求签

[中图分类号] H [文献标示码] A [文章编号]

中国古代占卜的习俗源远流长。远在上古的周代,官府里就专门设有大卜、卜师、龟人、占人等专管卜筮的官员。几千年来,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卜龟、卜钱、鸡卜、掷珓、掷巧、卜镜等五花八门的占卜形式一直在民间流传。由于尚未见到有人涉猎探索“掷珓”这种占卜形式,故在此作一点粗率的考索。 “掷杯珓”、“掷杯筊”、“掷碑珓”、“卜筊”和“投珓”。它是中国古代占卜术的重要形式之一。“珓”字不见于《尔雅》、《说文解字》等早期的字书,它始见于宋代陈彭年等编订的《广韵》。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使用“珓”字,最早记载“掷珓”习俗的是唐代的韩愈。他在《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1,上册P836] 诗中写到:

升阶伛偻荐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

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

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

窜逐荒蛮幸不死,衣食才足甘长终。

韩愈的诗歌向人们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掷珓”从产生之日起,就同僧佛寺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和尚们拥有其发明专利权。第二,“云此最吉”是因为“掷珓”产生“吉珓”和“中珓”的概率各占三分之一,而产生“凶珓”的概率只占三分之一。这对于“窜逐荒蛮幸不死”的失意者来说,不求大吉,只求无凶,得到一丝宽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关于 ,《汉语大词典》“杯珓”引宋代程大昌《演繁录·卜教》的记载较为详细:“后世问卜于神有器名杯珓者,以两蚌壳投空掷地,观其俯仰,以断休咎……或以竹,或以木,略斫削使如蚌形,而中分为二,有仰有俯,故亦名杯珓。”[2, 4册P812] 此段文字表明,“掷珓”的器具以蚌壳为主,间或运用竹木。前蜀僧人贯休有《咏竹根珓子》诗曰:“节亦因人净,声从掷地彰。但令筋力在,永愿报时昌。”[1,下册P2033] 说明唐末五代已开始运用竹根制珓。此时的“杯珓”是蚌壳、或是用竹木刻成的蚌形器物,而不是后来人们所理解的“杯子”。

宋代的一些正史、野史资料对“掷珓”记载逐渐详细具体起来。

如:宋代费衮《梁溪漫志·乌江项羽神》:“和州乌江县英惠庙其神盖项羽也,灵响昭著。绍兴辛巳敌犯淮南,过庙下驻军,入致祷,掷珓数十皆不吉,怒甚,取火欲焚其庙,俄大虺见于神座,耸身张口,目光射人,敌骇怖而出。”[3, 4册P1941] 这表明,不仅宋代汉人娴熟“掷珓”,连异族金人也非常迷信“掷珓”这种把戏。

又如《宋史·安丙传》载:“先是,从事郎钱巩之从(吴)曦在河池,尝梦曦祷神祠,以银杯为珓掷之,神起立谓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后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办此。’巩之觉,心异其事,具以语曦。”[4] 该例证表明,在宋代,“掷珓”所用器具已经不再必须是蚌壳、竹木之类的器物,而是可以用“杯”来替代。“以银杯为珓掷之”,表明“掷珓”这种卜筮活动的随意性在逐渐加强,为元代“掷珓”习俗的全面普及奠定了基础。

在元代的文献中,以杂剧和散曲中保存“掷珓”的资料最为丰富。据粗略统计,仅《全金元曲》、《元曲选》和《元曲选续编》中,就有二十几处提到“掷珓”的习俗。

如张国宾的杂剧《合汗衫》第二折:“(邦老云)我那徐州东岳庙至灵至圣,有个玉杯珓儿,掷个上上大吉,便是小厮儿;掷个中平,便是个女儿;掷个不合神道,便是鬼胎。我那里又好做买卖,一倍增十倍利钱。(张孝友云)既是这等,我和你两个掷杯珓儿去来。( 邦老云)我和你去不济事,还得怀身的亲自去掷杯珓儿,便灵感也。(张孝友云)咱与父亲说知去。(邦老云)住、住、住!则除你和我知、嫂嫂知,第四个人知道,就不灵了。(张孝友云)你也说的是。多收拾些金珠财宝,一来掷杯珓,二来就做买卖,走一遭去。” [5,1册P124]

又如马致远的杂剧《荐福碑》第二折:“将碑珓儿咒愿了,香炉上度了几遭。(做掷珓科,云)元来是个下下不合神道。(三科)(唱)可怎生一掷一个不合神道?和这块臭芹泥也折贵攀高。遮莫是角木蛟、氐土貉,大古里是今秋水落。你下下下,淹了我大段田苗。将我些有金银富汉都亡过,我和你无祭享泥神两个厮撞着。(带云)我骂你呵,(唱)那里也雨顺风调。”[5, 2册P584]

再如刘庭信的套曲《夜行船·青楼咏妓》曰:“上弦怕支愣,井内瓶愁扑井。姻缘山高海深, 倘若卦变了燕莺爻,珓掷下鸳鸯兆,签抽的鸾凤谶。牙缝儿唧与些甜,耳朵儿吹与些任。”[6]

这些文字表明,在元代民间“掷珓”的风习是非常盛行的。男婚女嫁、生儿育女、生产劳动、求财问禄,都需要神灵来预先暗示指导。“掷珓”的结果则有三种,分别是能够实现愿望的“上上大吉”、不吉不凶的“中平”和违背自己心愿的“下下不合神道”。当然,求卜者也不会完全按照神灵的指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实现不了自己心愿的时候,求卜者也会义愤填膺地咒骂“这块臭芹泥也折贵攀高”。

在笔者所发现的资料中,明无名氏《皇明本纪》的记载最为珍贵,它详细地记载“掷珓”的程序步骤和具体内容,兹摘录如下:

“一日,乱兵过寺,寺焚僧散。将晚,上归,祝伽蓝,以珓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祝讫,以珓投之于地,则珓双阴之。如此者三。复祝,谓神曰:‘出不许,入不许,神可报乎?无乃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珓如前。’祝既,投珓,如前。神既许之,于心大惊,复祝曰:‘甚恐从雄,愿神复与吉兆而往他方避。’祝毕,投珓于地,一阴覆一卓立,特见神意必从雄而后已,因是固守所居。未旬日,友人以书自乱雄中来,略言从雄大意,览毕,即焚之。又不旬日,有人来告,傍有知书来者,意在觉其事,上心知之……以四境逼近,讹言蜂起,乃决意从诸雄。按:我圣祖起兵之由,万世如见,皇明大一统之业,兆于伽蓝一珓之中矣。”[3, 7册P3]

这段文字显示了丰富的内容:第一,朱元璋在起兵之前犹豫不决,凭借“伽蓝一珓”而决意“从诸雄”,最终实现了明朝一统天下的大业,可见“掷珓”不仅在民间左右着普通百姓们的某些行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关联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第二,首次明确了主管“掷珓”的神灵是佛家的“伽蓝神”。这一点有清代陆次云《湖壖杂记》中的记载可为佐证:“明末,净寺一僧尝昼寝,梦伽蓝语之曰:‘有张姓新贵人至矣,急迎之。’僧惊寤,旋往山门物色,见一书生,倚松太息……场事毕,又为卜筊于伽蓝,得大吉,益喜跃。”[2, 8册P1159] 第三,具体记载了“掷珓”的程式:双珓同时抛掷,其结果只能有三种可能:双阳、双阴、一阳一阴。掷珓之前必须先有一个祝祷的内容,将三种可能出现的形式分别赋予实际的内容,通过反复抛掷,以此来领悟“神意”。了解了这段文字之后,人们对“掷珓”这种掷卜形式基本上就算是“自学成材”了。

通过对以上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对“掷珓”的认识有了一个 :它大约萌芽于唐代,盛行于宋元时期,衰败于明清时期,前后持续了一千多年。它的特点是器具简单、操作方便,神灵的“旨意”直接明了,人们既可以郑重其事地、公开到寺庙里恭领神灵的“旨意”,又可以私下里许下一些不便启齿的愿望而不被他人得知,具有高度的保密性。但是,由于“掷珓”的结果只有三种,对于人们的祝祷,神灵的旨意也只是“可以”、“不可以”和“无可无不可”,显得过于单调和简单。随着人们认知水平的相对提高,随着人们了解未来的欲望逐渐加强,人们对神灵的期望也更高、对神灵的旨意也要求更具加体化,而“掷珓”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这些欲望。于是人们逐渐抛弃了这种相对简单的掷卜方式,转而热中于内容更为复杂、神明的旨意更为具体的求签问卜了。在明代的“三言二拍”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文学作品中已经很少有关于“掷珓”的描写。到了清代的《聊斋志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文学作品中,几乎就看不到关于“掷珓”的描写了。在明清时代的文献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求签问卜的记载。说起来,从“掷珓”到“求签”,神灵的旨意更加具体、更加直接,从卜筮手段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当然,今天的人们利用电脑进行算命,比起“求签”更应该算是一种手段上的进步。

参考文献

① 《全唐诗》上册第9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②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4册第812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年版

③《全唐诗》下册第20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④《中华野史》第4册第1941页, 泰山出版社 2000年版

⑤《宋史》第35册12189页,中华书局 1997年版

⑥ 臧晋叔《元曲选》第1册124页,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⑦ 臧晋叔《元曲选》第2册584页, 中华书局 1979年版

⑧ 《全元曲》第1292页,中国标准出版社1999年电子版

⑨《中华野史》第7册第3页, 泰山出版社 2000年版

⑩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8册第1159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