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李先生接受家庭和私塾的传统文化教育, 奠定了坚实的文史功底。1926年考入英国基督教教会学校新学书院, 接受严格的英语训练, 并学习数理化等新科学，由此形成稳固的外语基础,为他日后的学术生涯创造了优越条件。
就读大学时的李先生,便对会计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李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从上大学时,就喜欢读各国的会计书刊。工商学院时常得到国外赠书,图书馆藏比较丰富。经常研读的会计书籍主要有：被称为会计圣经的卢卡o巴却里所著《数学大全》的英译本、舍尔所著《簿记理论》、巴比所著《复式记帐》、奥尔德卡斯尔所著《实用簿记》等；皮克斯利的《簿记辞典》、狄克西主编的《会计学大词典》、黎斯尔主编的《会计百科全书》、派登主编的《会计师手册》和劳伦斯、陀尔等所编的《成本会计手册》等；凯斯特、斐尼、卡特、派登等人所著的《会计原理》、本耐特所著的《论资产负债表》、斯波拉哥的《会计哲学》、哈特菲尔德的《近代会计学》、劳伦斯的《成本会计学》、德波拉、贝尔、蒙哥马利等所著的《审计学》、利特尔顿所著的《十九世纪前会计史》等名著；日本会计书看过黑泽清的《会计学》、太田哲三的《贷借对照表》、吉田良三和三边金藏的《会计监查》、渡部义雄的《原价计算法纲要》、袁愈全翻译的《会计学概要》等；在中文图书方面,李先生经常参阅的著作有：杨端六、杨汝梅所著两本《商业簿记》、杨汝梅的《中国审计制度》、杨众先的《无形资产论》、潘序伦的《会计学》和《审计学》、李鸿寿和莫启欧的《会计数学》、钱乃徽的《查账报告书和工作底稿》、黄祖方的《会计报表分析》、张心徽的《会计制度设计》、雍家源的《政府会计》等；在会计期刊方面,李先生订阅了徐永祚会计师主编的《会计杂志》和潘序伦会计师所办的《立信会计季刊》两种,并每期都全部阅读。
由于潜心攻读,认真思考,他写的毕业论文《中国之所得税》通过答辩,取得满分,深受主持答辩教授的赞许,经推荐由震旦大学、工商学院联合出版,作为经济丛书之一。巴黎社会科学院将本论文评为优秀作品,日本关西大学副教授柏井象雄在其所著《近代支那财政史》一书中,曾引用本文观点,并列为参考文献。
1937年毕业后,他留校任讲师,先后讲授簿记、审计学、统计学、商业实践、成本会计、公司会计等课程。1942年,晋升为教授。其后担任初级会计、中级会计、政府会计、会计制度设计、所得税会计和审计学等六门课。虽然课程门数没有增加,但是难度加大了。为此,李先生组建了公平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工商企业委托,从事会计制度设计,审查账目报表和所得税等业务,以增长工作经验,为搞好教学服务。
1945年,李先生担任会计财政系系主任。为提高教学质量,他聘请在业务部门工作而又在理论研究上卓有成绩的专家到校兼课, 选用美国原版教材, 加强学生实践环节,严格教学管理,鼓励教师和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创立会计学会, 使该系及学校声誉日盛,得到社会的好评。
1949年,国立津沽大学成立,李先生被人民政府任命为副校长。他虽担任繁重的副校长行政工作,仍然坚持上教学第一线,讲授会计、审计课程,不脱离教学岗位。多次参加教育部召开的有关教育改革的会议和制订合计系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专业会议,从而学习到苏联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理论,并在津沽大学付诸实施。 50年代院校调整后,李先生辞去行政职务,在南开大学会计系任教授。担任会计原理、商业会计、经济活动分析、检查与监督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其间,李先生潜心研究苏联合计,撰写论文、翻译俄文会计资料,还与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的专著,为财政部在我国工业企业推行凭单日记账核算形式提供参考,受到我国机械、纺织等行业会计人员的欢迎,此书曾在1956年天津科技优秀成果展览会上展出,受到好评, 李先生指导的留学生还将其介绍到国外,广为流传。
李先生作为中国金融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的成立大会。会议期间,李先生应南汉宸行长的邀请,出席了专家座谈会。会上,李先生就如何稳定金融市场,提了几条建议。对地下钱庄滥发本票投机倒把哄抬物价行为,应予制止。会后,政府果然采取了坚决措施,明令取消了本票。会议期间, 李先生荣幸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感到自己的建议能被政府采纳,很受鼓舞。
经历了50年代反右派斗争和6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风雨坎坷,李先生倍觉大好时光的珍贵和教育事业的重要,为促进会计教育蓬勃发展、进一步改进教学,李先生于1983年撰写了题为《会计教学改革的设想》的论文。李先生认为,建国以来,会计教学和科研一直沿袭着50年代的苏联模式, 不适合我国当前国情, 为此必须进行改革。过去教学方案存在着的主要问题有：①培养目标不够明确；②专业面窄,适应性不强；③教材内容陈旧,未介绍外国成果；④学科体系结构不适当；⑤对理论和技能训练重视不够；⑥教学方法机械,影响学生独立思考。因此,他建议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学专业教学方案。李先生在论文中指出,(一)会计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的会计学高级专门人才,要求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完成会计师的基本训练, 胜任会计工作和会计学的教学科研工作；(二)为扩大学生知识面,增加了经济法、审计学、管理会计、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课程；(三)修订教材,并增加了电子计算机应用、投入产出法、国外财务会计等选修课程；(四)加强了基础理论课程,适当减少了其他课程的课时；(五)将原来的会计学原理课分为会计基础学和现代会计理论两门课;设立会计实验室和计算机房,增设会计实验室；(六)改进教学方法,推广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设想,得到院领导和教师群众的支持,已在天津财经学院逐步实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李先生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最感兴趣,他认为：由于我国解放前不重视会计的科学研究, 解放后又存在重理轻文的倾向, 致使会计科学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李先生提倡学术界与实际工作者合作,***同探讨会计理论与实践,努力提高会计的科学水平,明确会计的科学性质,使它能够更好地为经济管理服务。李先生撰文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会计学,既应以科学的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为指导,还要根据经济核算的原则,研究如何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如何提高科学技术以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所以,它应该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综合性经济管理社会科学。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会计界许多同志的赞同。
对于会计的职能,会计界多引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说法。但是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这句话的理解,却各有不同。早期的会计著作,都说会计职能是反映和监督,这是受苏联教材的影响。我国《会计法》第三条则称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近年来对会计职能的说法,越来越多。有人提出它包括反映、监督、核算、分析、预测、决策、促进等多种职能。李先生认为：反映和核算是指的会计记录,是会计最基本的职能。而分析、监督、促进、预测、决策等,都可以包括在控制的概念之中,会计既是信息系统,同时也是控制系统。所以会计职能还是说'反映和控制'比较好。
80年代初,李先生撰写题为《论社会主义的会计原则》的论文,指出会计工作必须以会计原则为指导。同时又应注意,对于外国的会计原则,我们不应照抄照搬,该论文引起会计界的讨论。1984年研究会计法时，曾将会计原则写入会计法草案。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把研究会计原则纳入议事日程并成立了会计原则及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1992年财政部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列入的体现中国特色的及时性、明晰性等原则,正反映着李先生的主张。
李先生认为：研究任何学科都必须了解古今中外。对于我国在解放前没有出版过一本会计史著作，深感这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为此，他经过发掘考证和研究,发表了《会计史话》系列文章，引起会计界的反响。他对近年来取得的会计史研究进展感到高兴,并为授课的需要,编写了《中国会计简史》,作为对研究会计历史的一点贡献。他认为会计改革除了必须总结自己的经验,还应借鉴外国经验，以便批判地吸收,为我所用,因此写了《国际会计》、《国际审计》,供学习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