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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词典怎样解释“毗昙师”

毗昙师中国南北朝时代讲习说一切有部阿毗昙义学者的通称。这一学派又被近人称为毗昙宗。有部的古典毗昙原有六种,即《识身》、《界身》、《品类》、《集异门》、《法蕴》、《施设》六论。其后,迦多衍尼子造《发智论》,将有部各种学说作了总结性的组织,开始树立了这一部派的规模(因此称《发智》为‘身论’,以前六论为‘足论’)。从此跟着学说流传地区的扩大,学者对于法义的解释也有了分歧,逐渐产生以迦湿弥罗一地为中心的迦湿弥罗师,以及迦湿弥罗以外地区的外国师、犍陀罗师、西方师等派系。

迦湿弥罗系后因得到迦腻色迦王的有力支持,为了排斥异己之说,发起了《大毗婆沙论》的结集,对于《发智论》的各种不同解释,逐一加以刊定,指出正宗之所在,于是有了‘毗婆沙师’的称号。有部传统学说发展至此,成为定型而告一段落。至于迦湿弥罗以外的有部师门,则常于《发智》而外,兼采其他经、论之说,在学风上也不像迦湿弥罗一系的保守,而具有自由批判、以理为宗的倾向。他们中间有代表性的论书是法胜的《阿毗昙心论》。此论的基本精神在概括《阿毗达磨经》的宗要,而依四谛为组织。其立义与譬喻师之说相通,对于《发智》旧说时有出入。又《心论》特别为北印犍陀罗有部师所推崇,为它作注解的有好几家。

后来法救兼采《婆沙》之说,加以补订,撰成《杂阿毗昙心论》,含有调和两方之说的用意。此书虽仍遭婆沙师的歧视,但以其繁简适中,便于了解有部学说的要领,一时流传很广,具有相当的影响,这可说是有部学说中的另一重要派系。

以上两系的重要论书,先后都传入中国,因而引起了一部分佛教学者的钻研、提倡。

有部毗昙之传入中国,为时颇早。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汉末灵帝建宁年间(168~171)来华的安世高已译出《阿毗昙五法行经》(此书相当于刘宋失译《众事分阿毗昙论》的〈五事品〉)、《阿毗昙九十八结经》各一卷,但当时很少有人研习。直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9~385),释道安到达苻秦的都城长安,极力提倡译经,有部毗昙的重要典籍,才相继译出传播。当时罽宾沙门僧伽提婆、僧伽跋澄和昙摩蜱,车师前部(吐鲁番)王弥第的国师鸠摩罗佛提,兜佉勒沙门昙摩难提等先后来到长安,他们都传习有部之学。

苻秦·建元十八年(382),道安请鸠摩罗佛提译法胜的《阿毗昙心论》,以偈本难译,文多隐没不达。次年(383),僧伽提婆应道安同学法和之请,译出有部要典《阿毗昙八犍度论》(即《发智论》)三十卷。他又和昙摩难提一同协助僧伽跋澄译出《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十卷。跋澄复应苻坚的秘书郎赵整之请,译出尸陀槃尼所集的《杂阿毗昙鞞卑婆沙》十四卷。道安极重视这一系列有部毗昙的传译,他集义学沙门为之校定译文,并自作〈八犍度论序和〈革卑婆沙论序〉,倡导研习。继因苻秦末年发生变乱,译事仓促,译人又未熟习方言,文义仍多不合。

后僧伽提婆东入洛阳,渐通汉语,自知前译多违失本旨,于是重自校订了《八犍度论》的译文。然后渡江南游,为道安的高足慧远迎住庐山,劝请更出《阿毗昙心论》,他又对勘鸠摩罗佛提前译之误,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重译成《心论》四卷,慧远特为作序赞扬。当时庐山诸贤即开始研习,而树立了义学的先声。

安帝隆安元年(397),提婆到了晋都建康(今南京市),极受王公和名士们的尊敬。尚书令王珣为建立精舍,延请他讲阿毗昙。提婆原精熟《心论》,复长于讲说,剖析义理,倾动一时,遂开南地有部毗昙学的端绪,时人公认他为头一个来中土弘传毗昙的学者。接着,注解《心论》最成功又最流行的《杂阿毗昙心论》传入中国,从东晋末年到刘宋文帝元嘉中叶的三十年间(405~435),先后有三种译本出现,后出的大都参照前译加以校订,故以最后僧伽跋摩于刘宋·元嘉十二年(435)译出的一本为最胜,流传也最广。有部毗昙学由是大兴,学者兼习或专习的继出,遂有‘毗昙师’的称号。

诸师都以《杂心》为要典,认为它是有部毗昙的总结。当时浮陀跋摩于北凉·永和五年至七年(437~439)译出《阿毗昙毗婆沙》一百卷(因乱失去四十卷,只存六十卷)、《众事分阿毗昙》十六卷(相当于唐译《品类足论》,旧传为求那跋陀罗在荆州***菩提耶舍译)、《六足阿毗昙》一卷(刘宋失译)等。后出的还有优婆扇多的《阿毗昙心论经》六卷,系那连提黎耶舍于高齐·河清二年(563)在邺城***法智译。这些论书也都为毗昙师所取资。

有部毗昙虽先传译于北方,而其义学的讲习实开始于南地。北方学者重视毗昙学的第一人,要推道安。相传他曾撰《九十八结经连约要解》一卷,但未见有继述者。南地自提婆重译《心论》,经慧远的提倡,庐山诸贤如著名的涅槃学者道生,慧远之弟慧持,以及慧观、慧义、昙顺等即相从研习。提婆到建康自讲阿毗昙,一时名僧都来听受,对于南地义学的影响尤大。名士中如王珣及其弟王■都熟悉《心论》,可见一时的风气。

到了刘宋时代,《杂心》译传,南地毗昙之学愈盛。其在宋都建康,有南林寺法业、中兴寺慧定、庄严寺昙斌、冶城寺慧通等,都于诵习方等而外,兼攻《杂心》。下定林寺僧镜(一作焦镜),曾参与后出《杂心》译场,撰《毗昙玄论》及〈后出杂心序〉。序文记载其所闻《杂心》品次依四谛组织之义,对于《杂心》之研习尤为一种极重要的提示。此外,江陵有成具,善《十诵》、《杂心》、《毗昙》;会稽有嘉祥寺昙机,善《法华》及《毗昙》。另传有谢庆绪撰《阿毗昙五法行义》,又有不详作者的《阿毗昙心略解数》、《阿毗昙心杂数》(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陆澄《法论目录》)等著述。

萧齐时代,江陵有僧慧,他从昙顺(庐山慧远的弟子,通《涅槃》、《法华》及《杂心》)受学。会稽有慧基,曾师后出《杂心》的译者僧伽跋摩。建康有灵基寺智林,特善《杂心》,著有《杂心记》。梁代则有道乘、僧韶、法护、法宠、法令、慧集、智藏、靖法师、慧开等。以上诸家,除慧集外,大都不以毗昙为其专习之学。

而南地毗昙师中成就最大者应首推慧集。他初在会稽乐林山从僧伽跋摩弟子慧基出家受业,后住梁都招提寺。时南地讲习毗昙都以《杂心》为主,他特搜寻《八犍度论》及《大毗婆沙》来与《杂心》互相参校,解释疑难,一时推为独步。他每一开讲,各地学人来听受者多至千人。当时名僧如庄严寺僧旻、光宅寺法云,也都向他请教。他著有《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盛行于世。其次有建元寺僧韶、法护,都精习毗昙,以教学者。

到了陈代,有高丽沙门智晃,住建康道场寺,善有部义。常州安同寺僧弼,曾从智晃听《杂心》,复进探《八犍度》、六足等论。以上是南地毗昙师之有记载可考者,以后南地《成实》之学渐盛,毗昙遂衰。

在北方,毗昙研习的兴起,较迟几十年。约当南朝齐梁两代之间(480~500),传有安、游(或即是下述的智游)、荣三法师善毗昙学。北方名僧灵裕,曾从他们听受《杂心》。但北方最著名的毗昙学者应首推慧嵩。他是高昌人,早年就致力于《杂心》。于北魏末年随使者到内地,从当时著名的论师智游听受《毗昙》、《成实》,熟习小乘,有‘毗昙孔子’的称号。他先在邺、洛弘化,时以法义凌难当地以慧学著名的僧统法上,因而被迁往徐州为长年僧统。后在彭、沛一带大弘《毗昙》,江表、河南等处都远慕他的声教。卒于高齐·天保年间(550~559)。慧嵩的弟子有道猷、智洪、晃觉等,都是一时的名僧。道猷的弟子辨义、慧海,亦善继述。

又济州白塔寺僧渊,传从僧嵩受《成实》、《毗昙》,其弟子昙度、慧记、道澄都传其学。北周时代有益州招提寺慧远,于长安听受《阿毗昙》、《八犍度》、《毗婆沙》,兼习《成实》、《俱舍》等论,并皆精纯,还归益州讲授,于是毗昙之学又流传至西南一带。到了隋代统一南北,而毗昙之学仍只盛行于北方。

当时著名的毗昙师有彭城崇圣寺靖嵩,他曾从慧嵩的弟子道猷受《杂心》,旁探《八犍度》、《毗婆沙》等论,著有《杂心疏》五卷。长安有日严寺辨义,胜光寺道宗。辨义亦师事道猷受《杂心》,贯通文义,常在寺开讲。道宗曾从青州道藏寺道奘学《成实》、《毗昙》。洛阳内慧日道场智脱,早年曾从强法师听受《成实》、《毗昙》,亦从事弘传。益州福成寺道基,也曾在洛阳开讲《杂心》,着有《杂心玄章》及《抄》八章。蒲州栖岩寺神素,于隋末讲《毗昙》四十余遍。

另有非专业《毗昙》的学者志念,曾从通《大智度论》的道长和善《十地经论》的道宠二人受学,后又从慧嵩习《毗昙》。他每次讲学,常先讲《智论》,后说《杂心》,继续十余年。当时北方著名的《成实》学者招,曾亲自带着他的弟子洪该等三百余人来听受志念讲学。志念于晚年专治《毗昙》,著有《八犍度疏》、《杂心论疏》及《广抄》各九卷,盛行于世,为慧嵩以后北方另一杰出的毗昙师,卒于隋代大业四年(608)。他的弟子颇多,著名的有慧藏、慧净、神素、道岳、道、慧休、灵润等二十余人。道岳兼从慧通习《成实》,后改弘《俱舍》。道兼从慧嵩的弟子散魏听受《毗昙》,善讲《杂心》。慧藏有弟子智隐,神素有弟子海顺,都继其学。慧休初从名僧灵裕学《华严》,后从志念学小乘论部,听受《八犍度》、《杂心》、《毗婆沙》等论各数遍,著有《杂心玄章抄》、《疏》,后成为唐初著名的毗昙学者,玄奘也曾从他问学。后来西游求法归来,遂大译有部诸论,影响很大。

北方从梁末到隋初期间,毗昙之学一向盛行。湛然《法华玄义释签》上说︰江南盛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即指当时的情况而言。隋京净影寺慧远撰《大乘义章》,辨析种种法义,皆于各章先述《毗昙》、《成实》诸解,然后归结于他所宗的《地论》、《涅槃》之说,此外未列余家,可见毗昙之为当时人所重视。毗昙师旧义,也即因此得以流传到后世。

中国毗昙之学,在隋代虽尚有人讲习,然梁、陈以来,《地论》、《摄论》之学渐盛,陈译《俱舍》也由慧恺、道岳开始弘传,研习毗昙的即已逐渐减少。到了唐代,玄奘大量传译有部论书,并重译《俱舍》,掀起学人研究的高潮,自后旧译毗昙之学遂趋于衰歇;有关旧时毗昙学的著述,也因少人注意而渐至湮没失传。

毗昙师学说的要点是,根据有部诸论的义旨,特别是依法胜《心论》及法救《杂心论》的纲领,以四谛组织一切法义,并阐明我空法有及法由缘生而有自性之义。我空亦作空无我,所谓(大正44·485b)︰‘阴(即蕴的另一种译名)非是我,名为无我;阴非我所,说之为空。’(见《大乘义章》卷一)毗昙师即以此为第一义谛。所谓法有,不但指色、心一切诸法各有自性,常恒不变,且说法不孤起,其已生、正生、将生莫不各有其因,进而依据‘世无别体,依法而立’(见《大毗婆沙论》卷七十六)的道理,肯定三世之实有。而三世有中,过、未二世有的建立,必归根到因的上面;它用所作、***有、自分、遍、相应、报六种因及因、次第、缘、增上四种缘之说,论证三世一切法有,立说极其周密,所以有部在印度亦被称为‘说因部’。中土毗昙师弘传此义,在南北朝时代也有‘因缘宗’之称(见《法华玄义》卷十)。

但毗昙之学,虽在中国南北相继盛行,而始终未有一定的宗祖,没有传统的师承,也没有独自的教判,所以终于未形成一个教派的体系。只是风行一时的义学,与后起的研习《成实论》的学者之被称为成实师情形相同,因此后人称他们为毗昙师。(游侠)

◎附︰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六讲(摘录)

东晋之末,僧伽提婆在庐山译出的《阿毗昙心论》,在建业大加弘扬,毗昙之学曾经风行一时。其后关于小乘毗昙一类书籍的翻译,相继不断。例如,法显就由印度带回了《杂心论》,并加以翻译(译本不存),到了刘宋,伊叶波罗、求那跋摩二人,又前后重译过《杂心论》(译本也不存),最后,僧伽跋摩于西元434年译成定本,这就是现存本的《杂心论》。

《杂心论》,可以说是《阿毗昙心论》一书较近而又较好的一种注解。它会通了《毗婆沙论》中的不同说法,对有部内部的各种异说也有所调和,并且还是《俱舍论》的前身。此论属于有部的一种通论性质的书,并不拘于一家之言。由于《杂心论》的翻译,联系到以前的《心论》,重又引起了学者对毗昙的研究兴趣。当时慧通作疏,慧观参预了翻译。慧观并影响了他的门下僧业、法璩等,都以精通此论而著名。特别是僧伽跋摩的弟子惠基及其再传的慧集,更能以《杂心论》为中心,结合《犍度论》(即《发智论》)、《毗婆沙》(北凉·浮陀跋摩译出的百卷大本,今存六十卷。)加以弘扬,在毗昙学方面遂能独步一时。慧集每次开讲,听者达千余人。当时三大家中的法云、僧旻也都跟他学过。慧集还著有《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流行一时。

但是,毗昙师说尤盛于北方。《成实》学者如僧渊、智游,都以精通毗昙而著名于时。从西域高昌来内地的慧嵩,原对毗昙很有研究,来内地后,复随智游学毗昙和《成实》,所以讲得极好,曾有‘毗昙孔子’之誉。在他门下的著名人物有道猷、智洪等。此外他门下还有志念一家,对《杂心论》曾著有疏和钞,影响也很大。志念的门下有道岳、道■、慧休等,传承直到隋唐不衰。一直到了《俱舍论》的研究开展,尤其是玄奘重译《俱舍》之后,这一传承才告断绝。代之而起者即所谓俱舍论师。

北方为什么毗昙特别盛行呢?从学术思想渊源看,可能由于北方一开始就有《地持论》的翻译(昙无谶译),以后又有《华严》、《十地》以及无著、世亲的《摄论》、《唯识》等书的译传。而这一系统的思想与上座系有部是接近的,它们在谈到佛学中心思想时,往往着重于因缘方面。毗昙学要构成一切法为实有,所以对因缘也研究得比较细致,因而有‘因缘宗’之称。由此可见,毗昙师说盛行于北方,且驾凌《成实》之上,就在于它能善说因缘(六因四缘)而被当作一种兼学的论书发展起来的。所以也只能算作一种师说。

FROM:中华佛教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