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时期，“文学”的含义是指学术、学问，是与“德行”、“政事”、“语言”等并列使用的。如《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先秦最典型的文学著作是《诗经》和《楚辞》，但前者在当时被看成是一种教科书，是一种启蒙、益智，培养办事能力，通晓世故人情的读物；后者则完全不见于先秦著作。入汉以后，赋制兴起，辞赋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与经术分开了。屈原开始被重视，《离骚》开始被传诵，整个西汉上流社会对辞赋喜爱若狂。在这种形势下，人们怎样区分这两种不同的事物呢？《儒林列传》说：“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在西汉，“文学”的含义略等于“儒术”。《汉书公孙弘传》论武帝时的人才之盛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又说宣帝时“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当时人们把那些有文采、有艺术性的作品称为“文章”，把它们的作者称为文章家，明确地与经术、学术分道扬镳了。这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有促进意义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在明确这种“文章”与学术的界限，在强化人们对“文章”一途的认识上有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