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中，中国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中国一词的狭义用法，是指“万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而言。中国一词的最早使用，目前所知是在周武王时期。1964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周成王时的青铜器《何尊》配铭文中，有一段追溯周武王灭商之事的文字“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辟民。”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大邑商”指商都而言。铭文大意是：武王攻克商都后，祭告于天曰：我将要居此中国，自此治理民众。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万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的意思。甲骨文有一条卜辞云：“己巳王卜贞，口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文中所说之“商”即商朝都城所在地，即所语“大邑商”，京师以外四方之领土，被称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大邑商居于四方之中即天下之中，正是“中国”的意思。这和《何尊》“宅兹中国”的含义完全一致。由此可知，中国一词虽然最早见于记载周武王事迹的铭文之中，但它的出现和使用当在周武王之前。
国字，甲骨文和早期金文作“或”，《说文》既训国为邦，又训邑为国。其义是指国都(京师)，与“野”为对文。中国二字联用，其义即为“天下之中心”。古文献中这种用法较多，如《诗·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将中国与四方对举，毛亨传云：“中国，京师也。”郑玄笺云：“京师者，诸夏之根本。”也含有是天下中心之义。
中国一词的广义用法，则是指整个国家的领土而言，这是当时更为普遍的一种用法。如《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其意是皇天赐与先王以中国的民众与疆土。先王指周武王。文中所说的“中国”是指全中国而言，所以孔颖达将这句话解释为：“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国民矣。”当时的中国具体言之包括哪些行政区域呢?古代文献中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为“九州”说，一为“五服”说。
商周时期已经把中国所管辖的领土范围称之为“九州”。“九州”亦称“九有”，《诗·商颂·玄鸟》云：“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亨传云：“九有，九州也。”郑玄笺云：“方命其君，谓遍告诸侯也。汤有是德，故覆有九州，为之王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九州”之说始于战国，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才明确地把中国的领土划分为九个州。战国时的思想家邹衍也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他还将“中国”与“海外”对举，以为中国境内的事务是可以知道的，而海外之事则“人之所不能睹”。其实，在中国古代“九州”的观念起源较早，战国时人应是在继承前人观念的基础上对某些具体说法有所发展，而并非始创。《尚书·夏书·益授》则把中国的领土范围称为“五服”，云：“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伪孔安国传》云：“五服，侯、甸、绥、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五千里。”唐人杜佑在《通典·州郡序目》中将“五服”的范围解释为“九畿”，即在王畿之外，还有“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藩畿。各相去五百里为限也”；“自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即九畿也”。其实，所谓“五服”与“九畿”只是划分方法的不同，所包括的领土范围是一致的。“五服”的地域也就是“九州”的范围，二者也只是划分方法的不同而已。
与广义的“中国”含义相一致的，还有“天下”、“四海”等概念。古人常将中国的领土范围称之为“天下”，如《尚书·周书·立政》云：“周公曰：……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明确认为“天下”的范围指“四海”之内而言。《尚书·周书·吕刑》也说：“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尚书》中所说的“天下”，其义犹如今人所言“全中国”也，它包括了当时华夏和四夷的地区在内。《诗·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讲的就是“全中国”的意思。古人还将中国的领土范围称之为“四海”，如《诗·商颂·玄鸟》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郑玄笺云：“王畿千里之内，其民安居，乃后兆域，正天下之经界。言其为政，自内及外。”孔颖达疏云：“殷之邦畿之内，地方千里，维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后始有彼四海。言高宗为政，先安哉内之民，后安四海之国，以为己有，由此能有彼四海。故四海诸侯，莫不来至。”《尚书·舜典》亦云：“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伪孔传》云：“四夷绝音三年，则华夏可知。”关于“四海”所指的地域范围，孔颖达疏引《释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也是说“四海”包括了华夏和四夷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