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经历了一系列边境起义失败之后，重整力量，准备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死为契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如广州、上海等地重新燃起革命的烽火，以践行三民主义之志。而在广州、上海等地的革命活动中，有一场以发放保亚票为标志的起义，还未发动，便被清政府残酷扼杀在襁褓之中，这就是著名的保亚票事件。
保亚票事件，史称广州保亚票革命运动，此次事件是在朱执信等人的领导下，由谭馥具体组织和发动起来的，参加者以湘籍志士为主，主要有葛谦、曾传范等人。
葛谦，在黄兴的介绍之下加入同盟会，并留学日本东斌学堂，时常有机会亲得孙中山的言传，于是他也愈发坚定了革命的志向。回国之后，赴广州，发展同盟会组织，并吸收谭馥等人入会，加快在清军巡防营的策反工作。
谭馥，字文炳，早年加入哥老会，哥老会的经历，使他较为推崇传统的会党活动方式。由乡人葛谦介绍加入同盟会后，与葛谦一起，在巡防营内热情宣传革命，等待着革命时机。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逝世，革命党人精神大振，邹鲁、姚碧楼等革命党人在朱执信寓所秘密会商，决议通过谭馥等人的关系，以广州巡防营官兵为主力，以赵声的新军、朱执信的绿林为策应，发动武装起义。
而此时，谭馥已经在巡防营内组织了保亚会，得知邹鲁等人决议以巡防营为主力，谭馥备受鼓舞，并与邹鲁见面磋商起义日期、联络方式等问题。谭馥认为起义日期越快越好，而联络方法则采用在新军里散发一种名为“保亚票”凭证的方法。这是一张纸条，四角印有山堂香水和内外口号诗句，领了它就等于入了会。利用这种方法迅速地将会众集结起来。发放保亚票的方法大致是仿照哥老会的规程。并且规定，有50张散票者，作为排长；150张散票者，作为队官；500张散票者，作为管带。以此扩大保亚票的发放范围，壮大革命的声势。于是，军营中特别是原有哥老会会籍的士兵纷纷领取，也有大批士兵把领取保亚票当成一种荣耀。
但是就在万事俱备之时，负责联络水师提督亲军营的严国丰不慎于12月7日在水师提督行署遗失保亚票一张，恰巧为巡捕捡到。当晚，清政府便将严国丰捉拿，并搜出他的日记本，葛谦、谭馥等大量的革命党人暴露在了清政府的枪口之下。清政府随即又到大同旅馆将葛谦逮捕，并当场搜获了保亚票底册、旗帜、来往信件等，至此起义全部暴露，于襁褓之中被扼杀。
被捕的葛谦、严国丰等人誓死严守革命秘密，后在湖南郴州被捕的谭馥，一样视死如归，态度坚定，没有供出一个革命党人，最终英勇就义。尽管这次起义还未来得及发动，便被镇压了，但是保亚票的广泛散播，却扩大了革命的宣传。葛谦、谭馥等人严守秘密，也使得广东的革命组织未受到进一步破坏，以后他们更注重新军的组织与发动工作，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等革命烽火就此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