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点说就是“创造，奉献，团结”
“黄帝精神”，至少拥有三层“特殊涵义”：①总体。高居任何“个人”之上，专指中华民族总体精神。②一脉。隶属历史范畴，一脉纵贯古今，因时而就，集时以成。③本源。交*“中华民族精神（习称‘民族精神’）”之本源。三“义”构成了“黄帝”卓然独特的思想风范。
那么，讲“黄帝精神”，何不尊以迳称“黄帝思想”呢？这是因为“精神”与“思想”，虽然均指人的意识活动的“结果”，非常近义（有时同义），但毕竟并非“等”义。其区别，至少在于：前者乃思维行为，而后者则多指生发其中之“结果”；前者多指外在“活动、状态”，而后者则侧重内蕴“旨义”；前者多同（通）“实践”，而后者则多以“ 理论”现形。从“语用学”观之，“精神”与“思想”两词词义，其实并无“尊”位等级之分。更何况，“黄帝”乃史前形象，讲“黄帝精神”，旨在传承其经久不衰、随时益盛的风骨神韵，实难（也无须）总结、沿袭其“理论”遗产，论以“精神”更切！
中国文化学界，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概括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毅有为、贵和尚中”；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概括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概括为“民族凝聚功能、精神激励功能、价值整合功能”24。笔者在教学中，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本”，爬疏作四：以人为本、以德为本、以民为本、以农为本。……应该说，这些理论概括，都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不同侧面的析解。那么，它们和“黄帝精神”又是什么关系呢？能否说，它们的综合或总和，就是“黄帝精神”呢？答案应是否定的。
须知，文化学界的种种概括，针对的是作为文化主体泛泛之“人”之“文”化特征；而“黄帝精神”，主要着眼于赫赫之“帝”之“史”——中华文明的伟大缔造者“黄帝”及其“史”化特征。两者区别于着眼点，而非包含量。“黄帝精神” 着眼“总体、一脉、本源”之“史”，总结的是非同常人之“始祖人”。它与单侧面“精神”的局部概括，有重叠或交*，但断难等同或被取代；它与古今各侧面“ 精神”的总体概括——“中华民族精神”，乃源、流之分：它着眼于“源”；“中华民族精神”流于它，且发展、丰富于它，是后世各族子孙对其赓续不辍、发扬光大的精神成果之总和（待另专论，兹略）。“黄帝精神”就是“黄帝精神”！它是一个卓然独立的专有文化概念。
笔者以为，学术意义上的“黄帝精神”，应是：作为人文初祖的“黄帝”，在其肇造中华文明的漫长岁月里，表现出来的容、实、创、持人文精神。具体言之，它有如下四大特征——
一曰“容”。“黄帝精神” 之“容”，非同一般，广涵从“和与合”出发的包容、兼容、宽容多义。“幼年”黄帝生息于青甘高原；“成年”黄帝东渐中原，开发大河沃野，努力“修德振兵 ”，名扬新石器时代。经败炎帝、杀蚩尤等无数征战，黄帝最终一统中原，改变了中原各氏族部落漫无统纪的纷乱状态。四方部落争往归之，“咸尊轩辕为天子” 25。尤应称道的是：黄帝大度能“容”，恩威兼济，征战中，大搞“统一战线”，既调动胞族诸部，更联合神农、西羌、东夷，以及有妫氏等一切可用之力；征战后，则广“容”我、友、敌众多部落，特别安抚归附其下之各氏族部落，甚至力排本族众议，不惜改变少典氏固有“熊”图腾，崇尚“龙蛇”图腾。本义“杂色 ”之“龙”，组词能力极强，以其打头之词语，仅《汉语大词典》即达754个；至于“跑龙套、一条龙、成龙配套、车水马龙”等，则径直义涵“聚零为整”。黄帝取“龙”之“杂”，更见于行：征战前、后，均未停止向各氏族部落学习交流生产、生活之道。如，受蚩尤启发，“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26赶上并超越蚩尤炼铜术；向东夷传授农耕，与之并肩互补，日益融合。大体可以讲：黄帝往下繁衍，而为夏周；殷人（商族）自称祖先为玄鸟，还有以鸟为图腾的有虞氏（舜），当属东夷后裔。黄帝渐融东夷，久而孕育一个新的更为庞大、强大的族群——夷夏。夷夏即华夏，主要包容夷、夏两族，自然亦包容此前所陆续融合的众多氏族部落。总之，“黄帝”的非凡气度，以千“容”万包之闳，而显消铜化铁之概。
二曰“实”。“黄帝精神” 之“实”，义蕴现实、笃实、踏实等方面。《史记》未将“黄帝”列入“三皇”，而作“五帝”之首，窃以为，其至要原因，即在黄帝拥有他“帝”（更别讲诸“皇 ”）所无之“实”。黄帝已远离传说“虚幻”，而为实实在在之“人王”。“黄帝”直面纷乱现实，奋起兼并群雄，一统中原；之后，仍立足现实，全力指挥后妃及贤能，解决部众衣食住行生活大计——制丝、绩麻制衣以御寒；植五谷27、养禽畜以充饥；作杵臼、斧灶、沙甑以司熟食28；建房舍、营殡葬，以弃野居、无葬29；制大辂（车）以为法驾；化弧刳木为舟，以济大川30……所思所念、所作所为，尽皆面对“实”际、脚踏“实”地、着眼“实”用、笃求 “实”惠，不浮躁，不弄虚，始终以“实”为律己准绳、治世根本。
三曰“创”。“黄帝精神” 之“创”，由勇创、先创、独创组成三维立面。孙中山赞黄帝“中华开国”之“开”，即“创立”之谓。黄帝“开国”，以“创”为本，“创”在开勇决、开先河、开独到。面对中原氏族部落漫无统纪，纷乱不堪，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心通道，未尝宁居”，勇决兼并群雄，一统天下，将“四海之内，分为方国” 31，首“开”画野分州、经土设井、立步制亩之“建国”先河32；同时，竭力倡导并躬行科学技术发明、文化艺术研创，诸如：研造军用指南车，同风后研兵法33，命荣猿铸十二钟，命羲和、常仪、臾区研观天象，命史官仓颉造字34，命伶伦造律吕，命大容作咸池之乐，命隶首兴算数，命容成定历法35，命大桡探五行、作甲子，与歧伯研作《内经》36，命巫彭、桐君处方药，命俞跗、雷公究息脉37，命巫彭、桐君处方药，……从天到地、从武到文、从虚到实、从微到巨，事事、处处“敢天下先”，创天下“独”。其勇决作为、先驱气概、独到匠心，皆堪言“创”史之最。
四曰“持”。“黄帝精神” 之“持”，旨在“力持”，表现为持正、持重、持久。黄帝“顺天地之纪”，“持”平正之心，“置左右大监，监于方国”38，设置官职、巡视四方，首开民不怀私、官不习伪、市不虚价、城郭不闭，风雨应时而来，“凡日月普照之下，均为黄帝之民”的“极治”39。黄帝分建众子，控制方国，正如《史记》所言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并非凡其子尽皆“得姓”，而是准绳在握、持重老成。《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据考，“自裴李岗文化至‘中华开国’，黄帝的创业史当长达两千年”。40岁月漫长，世系多变，而其“开国”之志、之为，却赓续不辍，“持久”不渝。黄帝的“开国” 伟业，广及上述立国鸿图及大量划时代发明、创造，断难一气呵成，*的是长积时日，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本文所以如上归纳，原因有二：第一，四“征”形成并纵贯黄帝“开国”两千余年全过程，早已成熟为堪称完整的“精神体系”；第二，四“征”的作用与影响，非止于“开国”黄帝时代，还悠悠赓续于后黄帝世代子孙。其生命力、认同感，毋庸置疑。内蕴四“征”的“黄帝精神”，一脉传承五千年，已被中华民族奉为至尊精神文化遗产。
复归“精神”的里程碑大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