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不是宋徽宗（赵佶）的老师，因为老赵艺术天分奇高，可以算书画界百年一遇的天才，只是对盛名之下的老黄的作品做过研读，吸收了其中的一些精华。老赵贵为皇帝，老黄只是神交已久的师傅，却没有面授之实。所以严格讲不是老师。也不敢有这么牛碧的学生。
玉京曾忆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树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 ——这是宋徽宗(赵佶)写的一首亡国蒙尘词。
和南唐李煜一样，这位亡国皇帝在艺术上是有作为的，他对于宋代画院的建设和院体画的发展，对于书画艺术的提倡和创作，以及对于古代艺术的整理与保存，是有突出贡献的。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他广泛收集民间文物，特别是金石书画，命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等。
他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联笔字象游丝行空，已近行书。其用笔源于褚、薛，写得更瘦劲；结体笔势取黄庭坚大字楷书，舒展劲挺。
略谈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及其它
一
《千字文》是我国六朝以来盛行最久的一种字书，用以教授学童，是读书识字的启蒙读物。在《千字文》流行以前，早就有类似的字书出现过。东周时期，有《史籀篇》问世，通行於秦国的领域之内。秦始皇统一六国，有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流传全国各地。西汉之际，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训纂篇》和史游的《急就篇》相继流传过，对每个时期帮助学童识字，推进文化的发展，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
历代流传的字书，到了後来，只剩下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和六朝周兴嗣的《千字文》两种，而一千多年来，最具深远影响的，惟独周氏的《千字文》。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千字文》所反映的内容，必须存在忠君、孝亲、甚麽节义的伦理道德观念，但当它涉及到自然科学、人文历史、日用器物诸内容时，虽然仅说到一些现象，确有它一定的朴素唯物史观的认识，总算是沙裏淘金，多少有可取之处。还有另一种版本所谓的古千字文，虽不见刻本流传，确有墨迹传到今天，即所谓东晋王羲之所书《魏太尉锺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勅书》，标题说是三国曹魏锺繇编撰的，如果属实，则南朝梁周兴嗣的千文必然是出自抄袭。可是反覆推敲，经多方面考察，版权应属於周氏。然则锺繇之名，为後人强行加在他头上的。後人是谁，不便妄断时代当在周代之後，至迟不得晚於唐末。就书法而论，已是五代时期的风貌，与《兰亭叙》、《圣教序》书风相去甚远。很难理解龙大渊之流竟将其收入《宣和书谱》之中，也许是根据原题签有宋徽宗赵佶书而出此。此卷《千字文》流传自北宋宣和年间历经金昌明内府，再转入南宋权相贾似道，明晋府，项元汴，清初梁清标迄於近代壮涛阁诸家递藏，并载之著录，对之咸无荐议，殊乃咄咄怪事。我之所以在涉及到千文的问题上特地将传为王氏一卷略加考辨，以备参酌，或非赘词。
这卷《千字文》为北宋徽宗赵佶所书，书法属於狂草一类。从一代帝王的角 度来衡量作者，他无疑不能与其祖先赵光义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如果单就这卷 草书进行评价，剖析它的艺术素养，在书法史上的作用，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因 此，就书法艺术的品评看来，赵佶草书《千字文》值得推荐给广大读者。它代表 一个作者的艺术成就以及时代的风貌，从而对研究我国狂草书法前後发展的脉 络，窥测它演变的迹象，是十分必要的。
二
赵佶擅长书画，独具风貌，对後世起过相当重大的影响。在书法的艺术实 践，他早年曾一度学过同时人黄庭坚的字迹，随後改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通 过对薛氏兄弟书法的临习，心摹手追，持之以恒，在他廿岁前後，真书即已形成 一种“新”的面貌，後人不察，以为是创自赵佶本人，美其名日“瘦金体”或 “瘦筋体”，贵则出自薛曜《夏日游石淙诗》，由於它断了流传已达四五百年， 一旦由赵佶写出，於是就显得新颖了。行书则保存薛稷的前规，间架紧密，笔锋 遒劲，传世的《方丘敕》和《蔡行敕》黑迹，就具有这种风骨。至於赵佶的草书，世不多见，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十四字题昼七绝两句『掠水燕翎寒自缚，随泥花片湿相重』的草书团扇，连同此卷考察，其法当出自张旭、怀素狂草一派，瘦 劲挺拔，使转奔放，不离规矩，与怀素更为接近些。此外，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草 书流传下来，也可以说是仅见的孤本。
赵佶与所有的书家一样，也喜欢书写《千字文》，他一生不知写了多少卷， 流传至今，仅存两件。其一为瘦筋书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写於崇宁三年（公元 1104年），时年二十二岁。卷後的“赐童贯”题字，当是他为那时正供奉明 金局的童贯所书。卷为朱丝栏，素笺本，字大寸许，每行十字，前後百行，书法 已基本定型，不过此时尚嫌瘦弱拘谨，不如晚年的肥润刚韧，心手一致的好。此 卷草书怪怪奇奇，大大小小，有的如“腾猿过树，逸虬得水”；有的“或连或 绝，如花乱飞”；有的“若枯松之卧高岭，类巨石之偃鸿沟”；有的“如飞鸟出 林，惊蛇入草”……真是不一而足。此卷书於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是 年作者恰好四十岁，已是他短短一生中的接近於晚年，正是其书法大成之时。他 这两卷用真楷、狂草所书的千文，都是根据周兴嗣的版本，中间为避讳改了几个 字而外，概无差异，不见所谓魏锺繇千文的踪迹。
由於草书在书写中的制约较大，因此，历代书家在草书方面所作的建树，除 王羲之父子和张旭、怀素诸人外，很少有自辟蹊径，突破前规的，唐宋以来的草 书，尽管名家辈出，他们师法传统， “非王即张”。至於章草的书写，皆法皇象 《急就篇》，未闻有独创新意之说，却有画虎类犬之讥。故我们对於草书的评 价，以应著重观察作者运腕、使笔以及气势如何而定高下。所谓“草即纵心奔 放，复腕转蹙，悬管聚锋……起伏连卷，收揽吐纳”，“或体雄而不可抑，或势 逸而不可止，纵於狂逸，不违得寸进尺意。 ”此处所说的“纵心奔放”和“纵於 狂逸，不违得寸进尺意”，对草书来说，极为重要，是我们据以评论它的准则。 也正由於草书与楷书在书写上不尽相同，“真以点画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 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所以草书的书写较难，求工尤难，其症结所在，正在 於“使转”这一点上面。
此卷草书《干字文》，其所以可贵，在於作者掌握了狂草的基本法则，“使 转”不违笔意，基本上达到了“纵心奔放”，所谓“『意先笔後，潇洒流落”的艺 术效果。有人以为这卷草书写得如此精妙，怀疑它不是赵佶自运之作，有可能是 临写怀素之本。他们的根据认为此种草法出自怀素和尚，兼之宣和内府藏有怀素 《千字文》有四轴之多，完全有条件从事临摹，我们以为这种怀疑不是毫无根据 的，但不一定完全符合实际情形。可以肯定，赵佶草书出於怀素，不仅平时临摹 过怀素的草书《千字文》，而且还临过其它有关的草书帖。从时代风格上讲，两 宋的草书，大都师法张旭、怀素，不但名家黄庭坚、赵佶是如此，就是南宋的大 诗人陆游诸人，亦莫不如是。凡属临写之本，不管其技巧如何精到和高超，一经 深入观察，会多少流露出矜持、板滞的运笔痕迹。再说草书难摹，尤其是狂草更 是如此。此卷草书行笔飞动，全长数丈，一气呵成，几无败笔可寻。值得提出留意的地方，卷中草书的字裏行间，夹了少数几个行书字，如“伊尹”、“圆”、
“用”诸字书法。已露出薛稷的影响，与怀素的面貌迥然有别，倒是赵佶本人原 有的特色。明末孙承泽在所撰《庚子消夏录》中，著录此卷时，指出“徽宗千 文，书法怀素”，这裏用的“书法”两字，意义相当明显，是师法而非临摹，不 好理解为“临摹”之意。这一点，想必不会引起读者对它有甚麽误会的。
三
这卷笔翰飞舞的《千字文》，是写在全长达三丈以上的整幅描金云龙笺上 的。一幅长达三丈余的手工麻纸，今天看来，似乎不算是多麽新奇。可是，在八 百年前的北宋时期，已经制造出这样长尺度的精美用纸，不能不使我们为之惊 讶。从纸的质量考察，主要原料以麻的成分为主，表面光滑而无帘纹，吸墨的效 果很好。造纸技术创始於我国西汉，即两千多年前。文献记载说是东汉蔡伦造纸 不足为据。我国考古学界在陕西省西安近郊灞桥折柳送别的地方，发掘出西汉时 期使用过的纸张，说明我国造纸技术历史悠久，并且随著时间的推移，在使用材 料的精挑细选，根据使用性质的各种加工，都在不断地改进中。北宋的造纸术已 相当发达，而此卷用纸，固然属於特制一类，据专家推算，可能在江边把船舶排 列成行，然後浇上纸浆使之均匀
草书纨扇
赵佶草书纨扇，是一件非常罕见的团扇书法作品，上海博物馆藏。这件作品线条细瘦刚劲，同其“瘦金体”楷书一脉相承，但比其用笔更为爽快、洒脱，笔势圆转流畅，打破了楷书那种匀称整齐的单字排列组合方式，从而越发显得活泼。释文：“掠水燕翎寒自缚，随泥花片湿相重”。
赵佶评论
看《宣和遗事》中的一段描写：“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活脱脱一个倜傥公子相，若是放在民间，不知要迷煞多少女子，自己也少不了风流雅士的美名，可惜这套诗文书画在治国时不顶用，否则也不会有什么靖康之耻，看看赵佶晚期的词作，颇含悔不当初的意思。不过抛开他政治上的昏庸不谈，论书论画，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诗词文赋也精致旖旎，后世的唐解元都不过如此了，谈及他创办书画院、设书画博士、修宣和书画谱，更是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千秋功业，历代皇帝有附庸风雅者，但象他这样真正成就卓绝不输时贤的就屈指可数了。
有唐一代法度齐备，其后在体格上自出新意大是困难，这虽然是唐代功绩辉煌的明证，也是后世艺人的悲哀。赵佶没有赵子昂的才华，不能以一人之力与前朝的欧褚颜柳争先后，但身为一国的皇帝，又有这个雅好，却只能跟在前人后面亦步亦趋，岂不是大丢天子的颜面？不甘心的赵佶倒想出了个走小路的办法，既然不能真正自成宗师，那么就吸取几个大家的精华，揉合起来，在体格上改头换面也是不错的，于是精心学习薛曜薛稷两兄弟的正书笔画，注入黄庭坚那种放射性的结构中去（追根溯源，我们也能在赵佶的字中看到褚遂良、瘗鹤铭的影子），“瘦金书”就诞生了，虽然这种新体始终只能在书坛上占据一偏师的地位，未能发扬光大，成为什么“赵体”（这个赵体的任务只能交给他的后辈本家去干了），但有两点是不可否认的：
一． 瘦金书是一种很漂亮的楷书字体
二． 瘦金书的名字也很漂亮，很有几分皇帝那种雍容华贵的气质，当然如果换成“瘦筋书”就更切合实际了。
看薛稷的《信行禅师碑》，瘦则瘦矣，不过身处初唐的他，终究逃不脱时代的限制，纤丽的笔画间时时可以看见那种挥之不去的生拙意味，架子虽然立起来了，具体的结构还是未成熟，赵佶继承了这种很有个性的“瘦劲”，再借鉴中唐颜柳那高度成熟的结构意识，总算摆脱了生拙和不严谨。光是这样还难以形成特立独行的个人风格，本朝的黄庭坚，行楷潇洒俊逸，字形有一种向外放射性的特点，很对本皇的胃口，不妨习之，两者相加，瘦金书的基本面貌就定下来了：轻落重收、筋骨转折，借助硬毫的弹性强化书写时的提按动作，节奏感速度感便兼而有之；用笔锋芒毕露，干净利落，如快刀利匕一般，完全摒弃旧时常有的柔媚藏锋，拖沓含糊的流弊也一扫而空，只是跟历来文人字温文儒雅谦谦君子的习性不太对路了（我是皇帝耶，还用得着苦守孔夫子那套中庸之道？）；结构上中宫紧缩，四面开张，有说不尽的舒畅发散之感，这样既兼顾了字心的紧凑又满足了创作时神采飞扬的才子意气，陈振濂评为“轻逸飘宕，霞卷云输”深合我心。
他早期写千字文虽然已有了瘦金书的意味，但尚未成熟，对前人的学习还是勤勤恳恳，少有越雷池之举（写这件作品的时候他才二十三岁，也不知道当皇帝没有）这时笔画纤细为主，提按转折还不是那么爽利，尤其成为后来成熟期“招牌菜”的那重重的落笔完全没有写出气势，力道的强弱跟一般的用笔没有多大的区别。
但到了写秾芳诗的时候，瘦金书应该已经完全成形了，加上又是大字，更加将瘦金书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严格来说现在不管哪一笔都不是以往的细弱了，只是相对各处力贯纸背的钩挑撇捺来说，中间的用笔稍微收敛一点，粗重的笔画带出尖利的收尾，置于这种放射状的字体结构中越发显得纵横恣肆、不可扼抑。若按“字如其人”的论调来看，谁也不会想到在书法创作中如此干脆爽朗的赵佶在政治上居然会昏庸懦弱一塌糊涂^_^，再看他的“夏日诗帖”等等成熟期的作品，无不如此，只是字形小些的在运笔时稍微收敛点罢了。
其实除了瘦金书，赵佶在大草上的成就也是出类拔萃的，尤其是在草书不振的北宋。看他写在匹长三丈的描金云龙笺上的狂草千字文，一气呵成，笔势凌空，变幻莫测，犹如长江奔腾，一泻千里，运笔迅疾流畅，结体奇宕潇洒，而且拜其扎实的瘦金书功底所赐，不论写到如何得意忘形，起笔收笔处都锋锐凝定，没有常见的散锋乏力之感，大草长于气势，却难于细处疏漏，赵佶此作，在宋朝已是顶级的草书巨制了。
说了这么多宋徽宗的好话，缺点也得习惯性地讲讲。虽然他在字体上别出心裁，用功又勤，但一来终究不是什么非常高明的书体，只是容易让人眼前一亮；二来天资不是特别突出，加上晚年潦倒，所以成就终究不能凌驾于苏黄米蔡之上（不说胜过，便是要跟他们一争高下恐怕也是力有不逮）表现在具体的书法作品上，有两点是很遗憾的。
一． 过度强调提按转折，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工笔花鸟大师，绘画修养极高，写瘦金书便有了美术字的倾向，众所周知，书法创作是最忌此病的，这也是为什么瘦金书很少有人看了不叫好，但再细看却索然无味的原因，变化太少了。
二． 不知道是何缘故，赵佶的笔力始终让我感觉偏弱，虽然在勾勒间他已经竭力展露锋芒，写竖的时候还是不能凝力直下，如此便缺少了主心骨的感觉，字型再奇宕有致，也站不起来，看看他狂草千字文中的一些长竖，写到收笔处更是力竭而疲，难以为继，赵佶的字为何不能更上一层楼，至少这个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赵佶素称书画皆能，并非虚言，他的书法虽然还有不少弊端，但不可否认，其中的创意与节奏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而他的工笔花鸟画，地位就比他的书法要高得多，在这个方面，赵佶绝对是可以站在最高峰傲视群雄的天才，后世但凡学工笔花鸟者，少有不观摩赵佶作品画法的，只是我在这方面所知不多，便不罗嗦了。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好一个风流天子，好一个落魄皇家！
公元1100年，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病死。宋哲宗死前，并没有安排好皇位的继承事宜。只能由皇帝的母亲、宋神宗的正宫娘娘向太后，召集几位朝廷重臣讨论选择继位新君这一重大问题。
这位向太后出身名门，是宋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与宋神宗结为夫妻后，二人感情极好。公元1085年，宋神宗崩于福宁殿。向皇后与神宗的生母宣仁太后一起，策立赵煦为帝，就是宋哲宗。后来，宣仁太后命人修缮庆寿宫给向太后居住。向太后坚决拒绝。原因是，庆寿宫在宣仁太后住所的东面。按照帝国的习俗，东面为上。向太后不肯乱了婆媳上下之分。
哲宗即位后，挑选皇后，并为诸弟娶妻。向太后告诫向氏家族的女子，不要汲汲于富贵，不得参与其间。家族中有求官者，也一概拒之门外，不肯通融。因此，这位正直而贤淑的太后，在朝野上下臣民之中相当有威望。由于哲宗病逝时无子，向太后认准了端王赵佶仁孝端正，且有福寿之相，因而坚决主张由赵佶继位。
谁知，向太后的主张，遭到了宰相章惇的抵制。这位后来名声很糟、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认为:赵佶太轻佻，不适合做皇帝君临天下。正在此时，宰相的反对派知枢密院事曾布当场厉声指责宰相:“所发议论，令人惊骇，不知居心何在？”言外之意是说他目无尊上，别有用心，居心叵测，搞得这位宰相乖乖闭上了嘴。
就这样，后来证明绝不仅仅是“行为轻佻”的赵佶，变成了宋徽宗。那位被认为是奸臣的宰相章惇，不幸而言中——赵佶不光是不适合做皇帝。那些自以为不别有用心的人们，包括当时人们很尊敬的向太后和后来同样被列入宋朝奸臣行列的曾布，为帝国选择的，根本就是灾难与死亡。所谓轻佻云云，显然太看轻了这位皇帝祸国殃民的本事。
宋徽宗赵佶生于1082年。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稍后一点的人普遍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会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的相似:
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骚。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也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正如《宣和遗事》中所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一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奋发有为
从现有资料上看，宋徽宗赵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这从他的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与诸多艺术成果上可以看出。他在当皇帝之前，是一个好学上进，相当讨人喜欢的好青年，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口碑很不错。据说，他从小就举止不凡。当时的皇家贵戚子弟大多喜欢追逐声色犬马，唯独宋徽宗每日沉浸在笔研、丹青、图史、射御之中，这显然是一些相当正派健康的嗜好。因此，到十六七岁时，他已经“盛名圣誉布于人间”，就是说，不但知名度不低，美誉度也非常高。
他也并不昏庸。从他当政之初的情形判断，的确称得上出手不凡。当时，他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反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一时间，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他曾经发布一份诏书，相当谦恭地希望天下人能够畅所欲言地品评朝政，其诚恳平和、推心置腹在历代帝王诏书中十分少见。从这份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位青年天子涉世未深的坦诚、带有理想化浪漫气息的良好愿望，读来很是感人。
宋哲宗在位时，也曾经发布过一份让天下人上书言事的诏书，献言者数以千计。结果，章惇做宰相后，断章取义地摘录这些上书，凭只言片语来整治上书者，搞得人们怨声载道。宋徽宗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下令撤消了专门从事罗织罪名的办事机构，这显然是一个极为开明，大受欢迎的举措。
在徽宗初政中，已经在哲宗朝当了六年宰相、在徽宗朝继续当了九个月宰相的章惇遭遇重大打击。
这位章惇是苏东坡的老朋友，年轻时以富有才华，豪爽大方出名。他们两人曾经一起结伴外出远游。在前往芦关的深山老林里，马上就要到达黑水谷的时候，他们碰到一处万丈深渊，下面急流咆哮，上面只有一架独木桥。章惇提议两人过到对面的峭壁上去题字留念，苏东坡不肯，章惇若无其事地走过深渊上的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抓住一根老藤荡到急流对岸，在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然后从容回到此间岸上。苏东坡对此的反应是，拍着对方的肩头说:“今后你这家伙会杀人不眨眼。”章惇问:“何来此说？”苏东坡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会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以王安石变法为契机，章惇渐次成为变法派的主力战将，苏东坡则立即加入到反对变法的阵营，并以自己如日中天的文名与官声，成为令变法派特别难受的主要对立面之一。章惇做了六年宰相，果然以无情地不给任何人包括自己留退路，证明了苏东坡当年的判断不错。在章惇那里，人们才终于明白，什么叫政治迫害，什么叫政治谋杀。
于是，这位以不择手段地打击反对派著称的宰相，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徽宗初政的第一个被清算对象。最后，他被流放到雷州岛。这位前宰相从此再也没能返回京城，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贬居之地。
与此同时，深受这位宰相赏识与提拔的蔡京兄弟二人也成为众矢之的，被贬黜出了京城。蔡京被夺职，令在杭州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