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通过《血字的研究》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而且树立了不错的声望。正是他的作品让福尔摩斯得以声名远播，为他带来了不少的客户。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在《希腊译员》中说：“自从你开始记载歇洛克的案子以后，我处处都可以听到他的名字。”
福尔摩斯在正典里对华生的文学才能给予了多次评价。《波西米亚丑闻》中福尔摩斯说：“要是没有我自己的包斯维尔，我将不知所措。”不过福尔摩斯还是常常批评华生的创作，在《四签名》中他评价华生所撰写的《血字的研究》时说道：“我约略看过一遍，实在不敢恭维。要知道，侦探术是——或者应当是一种精确的科学，应当用同样冷静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研究它。你把它渲染上一层浪漫色彩，结果就弄得像是在欧几里得第五公设里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了。”还有在《格兰其庄园》中他说道：“我承认你很会选材，这弥补了你叙述不够得力的缺陷。但你看待一切问题总是从写故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科学破案的角度，这样就毁坏了这些典型案例的示范性。你把侦破的技巧和细节一笔带过，以便尽情地描写扣人心弦的情节，这样做只能使读者一时激动，并不能让读者受到教育。”福尔摩斯虽然抱怨过，华生的描述“肤浅、没有严格遵守事实和数据、只是迁就世俗的趣味“（《白脸军人》），但他也称呼华生为”文字工作者“（《威斯特里亚寓所》），对于华生的文学事业表示过兴趣。在《狮鬃毛》中，福尔摩斯这样评价华生：”啊！如果他在场的话，会怎样大肆渲染故事的紧张开端和我终于克服了困难的胜利啊！“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不同的原因，福尔摩斯禁止华生将一些案子发表，有的是为了保守秘密，有的是反感公众对某些事情的议论，或者自己在公众面前暴露得太多。华生总是寻求授权发表案件（《带面纱的房客》），只有极少数情况下，福尔摩斯建议他发表某桩案子，例如科尼什恐怖事件，即《魔鬼之足》。对于华生来说，他发表的都应该是能”说明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卓越的才智“的案子，因此他”尽可能少选那些耸人听闻的事情“。不过也有的案子并非如此，例如《带面纱的房客》几乎完全是委托人的自述。与此同时，华生还留下了很多未刊案件让读者浮想联翩。
作为作家，华生有天赋，特别是能够让那些平凡的案件读起来引人入胜。华生成就的高峰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它不但是杰出的侦探作品，同时也是构思出色的哥特小说。一旦有机会写到牵涉到美丽女子的案件，他总是热情高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经常描写自己对来访者的第一印象（主要是女性），接着福尔摩斯再用敏锐的推理对来访者加以检视。这样的描写确实大大增进了气氛，又突出了福尔摩斯的精妙推理。
批评家们喜欢指出故事中华生的种种失误与疏漏，比如那颗游离不定的捷则尔子弹，诸如《红发会》中混乱不清的日期，妻子对他”詹姆斯“的称呼，或者如卡尔普所指出的正典中的火车时间只有一处是正确的。但是，这些瑕疵都无法动摇华生作品的优点，事实上给了福学家们极大的研究空间。
王尔德与阿尔弗雷德（1893）在正典中华生所使用的一些文学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为了各种原因他将事实加以修改写在故事中。《四签名》中华 生塑造了塞笛厄斯·舒尔托这个人物，兰迪·罗伯茨在《华生医生的警告》一文中认为华生利用塞笛厄斯·舒尔托这一人物故意模仿奥斯卡·王尔德，为的是向第八代昆士伯里侯爵（约翰·舒尔托·道格拉斯）传递有关其子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和王尔德之间关系的信息（意指他们有同性恋关系）。但是罗伯茨没能解释为何华生公开地发布这一警告，而不是通过私人信件告知。当然，舒尔托与王尔德之间存在相当的***同点：黄色的牙齿、厚嘴唇、说话时喜欢用手遮住嘴、对于装饰格调和艺术的评价（王尔德在其私人信件中经常提及）。《波西米亚丑闻》中华生或许是借”波西米亚国王“来掩盖另一位历史人物——可能是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独子鲁道夫大公、德皇威廉二世或保加利亚的君主亚历山大王子等等。
《恐怖谷》中华生和福尔摩斯谈论莫里亚蒂，而到了《最后一案》华生又否认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绝大部分年代学家认为《恐怖谷》发生在《最后一案》之前），这可能是一种文学上的手法。约翰·达迪斯在《关于〈恐怖谷〉的年代》中认为有必要为教授的出场增加戏剧化气氛。他还指出，既然华生在创作《最后一案》时已经知道了教授，就不能忽略对教授的描述。詹姆斯·布什豪兹认为华生和福尔摩斯在这里讨论教授比《最后一案》要早，但对华生这样的说故事高手来说，有时需要做一些变换处理。但安东尼·布彻认为，这个案子其实发生在福尔摩斯退休前不久，也并未涉及莫里亚蒂。华生为了取悦读者，因此在小说中提到了莫里亚蒂。
而关于华生作品中的各种船名，理查德·W.克拉克在《华生作品中船只命名法》中提出这样的理论：华生在故事中所写的船名都不是真实的名字，包括《住院的病人》和《五个橘核》中提到的船名都是华生过去遇到的女子的名字，这或许印证了《四签名》中华生的话：”（我）经历过的女人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