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韩少功的转型及其意义（上）日期：2010-08-12 作者：龚政文 来源：文学报1
韩少功是我国新时期以来的一位重要作家。单正平先生认为，韩少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尺性作家”，其作品“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这一评价并非过誉。迄今为止，韩少功的文学创作生涯已超过30年。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他以《月兰》(1978)、《西望茅草地》(1980)、《飞过蓝天》(1981)、《风吹唢呐声》(1981)等中短篇小说崛起文坛，获得广泛声誉，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1985年，他发表文学论文《文学的根》，开启“寻根文学”的序幕，并以《归去来》(1985)、《爸爸爸》(1985)、《女女女》(1986)等小说实践自己的主张，引起巨大反响，也引发不小争议。
经过南下海南的短暂搁笔，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少功陆续发表出版了《马桥词典》(1996)、《暗示》(2002)、《山南水北》(2006)三部长篇作品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和思想随笔。这些作品，无论是文学上还是思想上，都表现出相当的丰富性、深刻性和独创性，堪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本和一道独特风景。人们普遍认为，韩少功是当下中国文学界为数不多的学养深厚、有着相当思想高度的作家之一，也是格外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但毋庸讳言，在90年代以来的众声喧哗中，韩少功又是一个被忽视和被低估的作家，虽然有一部分作家和少数批评家对他评价甚高，但总的来说，当代文学研究界缺乏对韩少功文学创作的系统性、贯通性研究。这可能与韩少功的生活方式和创作追求有关。从生活方式来说，自从移居海南以后，他一直僻处一隅，远在江湖，远离中心。他不是学术明星，不是文化焦点，不处于文学和媒体的聚光灯下，没有一个很大的文学社交圈，较少参加热热闹闹的文学活动。他是一个文学上的个体主义者。从创作追求来说，应该承认，《马桥词典》也好，《暗示》也好，都有着非常个人化的风格，探索意味很浓，但又并没有华丽的外衣；比较小众，但又没有前卫的愤世嫉俗和哗众取宠，不会为时髦批评家们热捧。
韩少功从事文学活动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转型分化的三十年，是文学环境、文学生态、文学创作本身发生重大变化的三十年。如同韩少功本人所说:“我从事写作、编辑、翻译的这三十年，正是文学十分艰难和困惑的时期。一是数千年之未有的社会大变局，带来了经济、政治、伦理、习俗、思潮的广泛震荡和深度裂变，失序甚至无名的现实状况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二是以电子技术和媒体市场为要点的文化大变局，粉碎了近千年来大体恒稳的传统和常规，文学的内容、形式、功能、受众、批评标准、传播方式等各个环节，都卷入了可逆与不可逆的交织性多重变化，使一个写作者常在革新和投机、坚守和迂愚之间，不易做出是非的明察，更不易实现富有活力的选择和反应。”
这三十年又分90年代前的十年和90年代后的二十年两个时期。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天真的早晨，那么90年代后就是一个世俗的中午；如果说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那么90年代后就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中年。80年代的中国，刚从“文革”的极“左”政治中走出来，刚拉开改革开放的激情帷幕，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百花齐放的时代，狂飙突进的时代。韩少功的知青文学也好、寻根小说也好，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受到广泛赞誉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发展大大提速，社会急剧转型，现代化图景隐然已现。但急速的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给文学界、学术界带来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沉沦，二是分化。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精神崩溃和人格堕落，知识界也不例外，这引发了9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利益的分化和价值观的分殊让思想界的***识破裂，也让文学界的队伍星散，各自为阵。因此90年代后期人文领域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等重大的思想纷争。韩少功90年代以后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一背景，才能对之做出恰当的解读和分析。
90年代以后韩少功的写作，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与80年代的创作相比，既有其承继性(例如《马桥词典》之于《爸爸爸》)，又有其超越性(例如《暗示》之于他早期的知青叙事，更不用说那些思想随笔和《山南水北》了)。综合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出两大经验资源:“文革”时的知青经历和90年代后的社会现实；两大精神资源:鲁迅的文化批判和沈从文的人性关怀。而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90年代到新的世纪，从《马桥词典》到《山南水北》，他又表现出不断的探索和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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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韩少功的创作，与新时期的大多数作家一样，怀着对极“左”政治的反思与批判，汇入思想解放的洪流，着力表现“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一主题模式。1985年以后，他更是打出“寻根文学”的旗号，以《爸爸爸》、《女女女》等力作，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丙崽”、“幺姑”形象，深挖民族文化的负面因素，揭露地域文化和古老族群的劣根性，承继的是以鲁迅为旗帜的“五四”一代作家的国民性批判的精神谱系。启蒙，成为80年代中国作家最揪心的话题，也是他们最宏大的使命。
毫无疑问，韩少功是那一批启蒙作家中用力最深、实绩最彰、影响最大的人之一。进入90年代，随着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寻根文学退潮，文学的启蒙主题也渐渐退场。当此之际，大多数作家选择了向现实妥协，与世沉浮，只有韩少功、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少数作家，仍然坚守理想主义立场，以笔为旗，向世俗化、利欲化的现实开火。与此同时，韩少功继续着对民族文化和底层文化负面性的反思。作为这一反思的最大成果，是《马桥词典》的问世。这部奇特的长篇小说，其文体也许不是独创的，其经验却完全是属于中国的、南方的、韩少功个人的。从自然地理来说，马桥世界是封闭而自足的南蛮之地；从历史文化来说，它是被迫害而无名的悲情之河；从情感意义来说，它是韩少功爱哀交织的精神原乡。通过对马桥语言、马桥人、马桥历史与现实的深度剖析，韩少功完成了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系统解读，为中国的底层社会存了史、立了传。由此，韩少功80年代即已开始的寻根使命，算是告一段落。我们可以把《马桥词典》看成更有现实性、更为完整版的《爸爸爸》。从主要方面来说，《马桥词典》的主题，仍然是批判与启蒙的主题，解构与重造的主题。批判是为了启蒙，解构是为了重造。正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东方的寻找和重造》等论文中所说的:“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槃再生了。”“东方文化自然有糟糕的一面，不然的话，东方怎么老是挨打？因此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在重造中寻找优势。”《马桥词典》忠实地执行了、延续了80年代的这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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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爸爸爸》的过于残酷、灰色、悲观不同，《马桥词典》在冷峻的批判之余，已经呈现出一抹亮色，一团温情。通过对一系列农民形象的塑造，韩少功表现出对底层人物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美好人性的倾情赞美。马桥世界是一个底色沉重的多重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韩少功感受到了卑微中的崇高、苦难中的欢乐、粗鄙背后的善良、大大咧咧掩盖下的温情，为此他对马桥的乡民们心怀敬意，不吝赞美，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深情。与鲁迅对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相比，韩少功之于马桥世界，取的是“哀其不幸，爱其不伪”的态度，其最核心的两个字是“爱”与“哀”。在90年代以后的韩少功那里，金刚式的怒和先知先觉者对蒙昧者的恨少了，取而代之的，一是爱，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爱他们的纯朴、真实、善良、勤劳；二是哀，这种哀是同情基础上的哀怜，理解基础上的悲悯，隐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和仁者的胸襟。这种既爱且哀、既怜且痛的感觉，是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真正亲人的感觉；这种既爱且哀、既怜且痛的态度，是一种深沉的博大的悲悯情怀。我们也可以说，它既继承了鲁迅的启蒙精神，又内在地趋向于沈从文的人性世界。
而在韩少功十年后出版的散文集《山南水北》中(以及进入新千年后的《月下桨声》、《空院残月》、《土地》、《山歌天上来》等中短篇小说里)，启蒙话语已经基本上被人性话语所取代了，鲁迅已经让位于沈从文。在《山南水北》这部迁居汨罗八溪峒后的生活与观察笔记中，韩少功虽然在某些时候仍然以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对农民的种种可笑复可叹的方面进行批评与微讽，如《垃圾户》、《兵荒马乱》、《面子》、《豪华仓库》、《气死屈原》等篇。但首先，这种批评是含蓄的、温婉的，即使批评也有所保留、有所辩护的，取的是一种对农民的“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其次，这本书绝大部分篇幅是在对农民的纯朴、善良、智慧等美好人性进行毫无保留的赞美。这让我们想起沈从文的湘西叙事。在这些作品中，韩少功如同沈从文所提倡的，倾心于建造安放“人性”的“希腊小庙”，将他心目中的众神供奉进去。只不过沈的小庙众神在湘西边城，在沅水流域；韩的小庙菩萨在汨罗江畔，在八溪峒里。
当韩少功以启蒙为己任、以批判为志业的时候，他多少有一些精英意识，有着对草根阶层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在他80年代的《爸爸爸》等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即使到了《马桥词典》中也不无痕迹。但从《暗示》到《山南水北》，对草根的精英意识、俯视态度完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下层人民的道德歌颂和对“智识者”的严厉批判。韩少功一变而为草根阶层的代言人，对“智识者”——当年的启蒙者——进行解构和反讽，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组组二元对立的草根/智识者人物类型。这时他仰视或平视的是草根阶级，是“乡下人”，俯视的则是知识精英和所谓的“上等人”。这标志着韩少功知识分子立场的重大转变。
应该说明的是，我这里所说的鲁迅与沈从文、或启蒙话语与人性话语的区别，只是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不能说鲁迅就只是启蒙话语的代表，沈从文就只有人性话语。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的思想具有常人所不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鲁迅固然是批判“国民性”的代表、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旗帜，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在小说《阿Q正传》、《故乡》、《一件小事》及其杂文中对草根阶级的深切的同情与无限的关怀，常常令我们怦然心动。而沈从文虽然被奉为人性写作的大师，但他同样以思想的启蒙和文明的重造为己任。由此，说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以后，特别是到了《山南水北》时期，从启蒙回归人性，从精英回归草根，也只是大体而言。同时，由于“人性”一词用得比较滥而且俗，常人又把它与“社会性”、“阶级性”等相对位来理解，因此韩少功很少用这个词，他也从不标榜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韩少功喜欢打量人性，表现人性，但他很注意与抽象人性论拉开距离。他乐于检测人性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成因，赋予人性以具体的、感性的、丰富的内容，这是他和沈从文的人性话语不尽相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