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韩国世宗大王创制韩国拼音文字（公元1446年）之前，韩国通行的书写与阅读文字就是汉字。此前早在韩国新罗时代（公元696-918年）的官吏选拔制度中，就已经以中国的经史著作“五经三史”作为考核的范围。到了高丽时代（公元918-1392年）光宗年间，韩国举贤纳官，也普遍地借鉴和采用中国的科举制度。和中国当时的科举相比较，从形式和内容上可以说是十分接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教育机构采用的教材就是中国的经书。高丽睿宗四年（1109年），韩国的国子监“国学”就设置了“七齐”，用以讲授六经。
既然开设的科目为中国的经学，那麽我们可以想象所培养出来的文人学士，阅读和书写汉字自然不成问题。不过，当时的韩国人虽然使用汉字，但是汉字的读音和我们今天的汉字读音并不相同，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在古代，因为表意文字所准确记录语音的劣势特征，表现在较不容易固定汉字读音上，常言说，“秀才认字读半边儿”，这种记录语音的方式比起表音文字来说，劣势十分明显。在语言的演变过程中，造成汉字语音的变化较快，再加之受到各种方言方音的影响，使今天的汉语中汉字音较古代的发音有较大的差异，甚至听起来有些几乎完全不同。汉字以另外一种表音文字（韩字）固定下来的语音，因为表音文字记录和规范语音的能力强于表意文字，使用表音文字记录语音的易于读写的过程，可以帮助比较完整地固定和保留语音，这样，发音虽也有变化，相对于表意文字而言，保留得会相对完整。比如古入声字的读音，汉语语音演变至今的现代汉语普通话之中，被派到四声之中而消失。而韩语里仍旧保存着大量的古入声字的发音现象等等。
另一方面，当时的汉字阅读从意义上来说是相同的，但读音有异。一些韩语中的汉字发音和汉语的读音有所不同。朝鲜王朝第四代世宗大王（公元1419-1450年）在“御制训民正音”[这里的“训民正音”就是现在的韩文拼音文字。从当时的起名来看，有正音之意。可起到一套科学的注音方案之功效。]之中强调创制韩国文字的动因时提到：
“国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
可见当时一部分汉字语音之差距。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古代文言文在韩国的传播与应用。得以应用的古代文言文被称做“汉文”。传统的韩国人以通晓汉文为身份的象征，高丽时代和朝鲜时代韩国国家的主要典籍均采用汉文来撰写，文学创作也是用汉文来写作的。如朝鲜时代文人金守温（公元1409-1481年）曾经提到：
“吾东方自殷太师歌麦秀以来，历三国高丽氏，至于今作者不啻数百家，其评品观破闲稗说诸书，可知也。”；
姜希孟在《东人诗话序》中也讲到：
“吾东方诗学大盛，作者往往自成一家，备全众体。”
韩国历代诗文写作十分盛行，作者不断涌现而且“备全众体”。从诗话、笔记、文论等典籍之中不难看出当时汉文文学的盛行。除此之外，大量的“乡歌”、“乡曲”，“俗歌”、“民谣”也都采用汉字记录下来，可见当时汉字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在使用，而应用范围极其广泛。有关文、史、哲、农、工、医、书艺等均有汉字读本，有的是直接从中国传来的，有的则是用汉字记录下来的。这些被通称为“汉学”。一段时期，汉学成为韩国文化的主流。直至20世纪这一主流才开始慢慢衰落。
1910年，日本侵吞朝鲜并逐渐霸占朝鲜半岛。随后，日本人开始强制推行文化同化的政策。传统的汉学家本来很保守，大都对外来的侵略势力持十分敌意的态度，其中有一些汉学家参与了抗日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传统的汉学得不到日本人的支持，因而受到强烈地冲击和压制。汉学开始走下坡路。
19世纪的西学东进，韩国也同样受到很大影响。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以前韩国国内主要依据中国文化的观念发生改观，一些知识阶层接触到西方科学文明的优点，极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化，传统的汉学地位受到影响而降低。20世纪以后的日本统治时期，从教育体制上看，西化的教育模式开始建立，汉学家担任教员的数量微乎其微，而在这种教育体制下的受教育者，与传统的汉学逐渐产生了较大的隔阂，距离越来越大。
日本统治时期的结束直至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有所抬头，一种以宏扬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继承本民族文化遗产为主的民族意识，带来了一种排斥外来文化的趋势，此前各种报刊和杂志上使用的汉字被政府下令取消，改换成清一色的韩字形式，一些学校也逐渐取消了汉字和汉文的相关课程。致使年轻的一代对汉字与汉文越来越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