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顺宗_永贞革新.短暂的中兴梦。 昙花一现的改革，终究付诸东流 唐王朝在经历了唐太宗贞观时期、武则天时期后，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其政丅治军事上的强大、经济上的繁荣，也就达到了顶峰。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几乎灭亡，从此走上下坡路。唐王朝的政丅治一统，被藩镇割据所取代，赫赫王权转到宦官手中，形成宦官专政的局面。这两个恶疾附着在唐王朝身上，难以根除。总的说来，唐中期以后的皇帝多是庸人，虽然有个别皇帝曾在一些朝臣的帮助下，试图清除这两个毒瘤，但终于由于根深蒂固，难以奏效。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就是一次失败的政丅治改革。 宦官是专制制度的伴生物，宦官被作为皇帝的家奴，服务于皇宫中。宦官作为一个集团，其成份相当复杂，他们多数是来源于社会下层，由于肉体被残害，所以心理上也常常是畸形的。众多的宦官集中在宫内，很容易结成集团。唐朝前期，宦官数量不多，地位也很低，无权过问军政大事。到唐玄宗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宦官激增到3000人，仅五品以上的宦官就有1000人。宦官高力士尤其被重用，玄宗还委派宦官任监军，到藩国出使。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当皇帝得到了宦官的帮助，所以更加信任宦官，任用宦官李辅国掌握禁军，朝廷所有制敕，须经他押署，才能实行。到唐德宗时期，他刚愎自用，猜忌大臣、宿将，便依靠宦官丅。德宗设护军中尉2人，中护军2人，全由宦官充任，统率左右神策军、天威军等禁军。从此以后，宦官掌典禁军成为定制。从唐代宗时开始，还以宦官2人充内枢密使，掌管机密，传宣诏旨，权力很大。 宦官有了武力作后盾，地位更加巩固，他们有权任免将相，地方上的节度使也多从禁军中选任，宦官势力日渐膨胀。 皇帝和朝臣都要受到宦官的支配，因而非常不满。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史余部并没有被完全消灭，唐代宗为了敢得暂时的安定，把仍有较大实力的安史部将任命为节度使，同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给以节度使的称号，到安史之乱平定以后，节度使数量已相当多。这些节度使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大的占有十余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自己任命官员，掌握本地赋税收入，父死子继，或者由部将拥立，完全独立于唐朝的政丅治体系之外。平时互相攻战，强大时就向唐王室发难，威胁唐王朝的安全。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这就是唐顺宗。他在东宫20年，比较关心朝政，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丅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认识。唐顺宗即位时已得了中风不语症，但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 王叔文，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王伾，杭州人，一个是棋待诏，一个是侍书待诏，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他们常与顺宗谈论唐朝的弊政，深得顺宗的信任。在顺宗即位后，他们和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势力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王叔文、王伾升为翰林学士，王叔文兼盐铁副使，推韦执谊为宰相，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同筹划改革事谊。 他们围绕打击宦官势力和藩镇割据这一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罢宫市、五坊使。唐德宗以来，宦官经常借为皇宫采办物品为名，在街市上以买物为名，公开抢掠，称为宫市。白居易《卖炭翁》诗就是对宫市的控诉。早在顺宗做太子时，就想对德宗建议取消宫市，当时王叔文害怕德宗怀疑太子收买人心，而危及太子的地位，所以劝阻了顺宗。永贞年间，宫市制度被取消。充任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使臣的宦官，也常以捕贡奉鸟雀为名，对百姓进行讹诈。五坊使也被取消。这二项弊政被取消，因而人心大悦。 第二，取消进奉。节度使通过进奉钱物，讨好皇帝，有的每月进贡一次，称为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为日进，后来州刺吏，甚至幕僚也都效仿，向皇帝进奉。德宗时，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则50万缗，少也不下30万缗，贪官们以进奉为名，向人民搜刮财富，革新派上台后，通过唐顺宗下令，除规定的常贡外，不许别有进奉。 第三，打击贪官。浙西观察使李锜，原先兼任诸道转运盐铁使，乘机贪污，史书称他“盐铁之利，积于私室”。王叔文当政后，罢去他的转运盐铁使之职。京兆尹李实，是唐朝皇族，封为道王，专横残暴。贞元年间，关中大旱，他却虚报为丰收，强迫农民照常纳税，逼得百姓拆毁房屋，变卖瓦木，买粮食纳税。百姓恨之入骨，王叔文等罢去其京兆尹官职，贬为通州长史，百姓非常高兴，市里欢呼。 第四，打击宦官势力。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这些都是抑制宦官势力的措施。革新派还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革新派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在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这个重要步骤未能实现。 第五，抑制藩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刘辟到京都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想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割据地盘。王叔文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斩刘辟，刘辟狼狈逃走。 此外，王叔文等还放出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百人还家，与家人团聚。 从这些改革措施看，革新派对当时的弊政的认识是相当清楚的，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革除了一些弊政，受到了百姓的拥护。但同时，革新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当时最强大、最顽固的宦官势力和藩镇武装的，所以革新派面对的阻力很大。 因为实力掌握在宦官和藩镇手中，而革新派则是一批文人，依靠的是重病在身的皇帝，而皇帝基本上又是在宦官们的控制之中，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宦官们随时都可以把改革派一网打尽。 早在永贞元年三月，宦官俱文珍等人就一手操办，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 七月，俱文珍又伪造敕书，罢去了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王伾竭力争论，才允许王叔文三、五日到一次翰林院。不久，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归家守丧，王伾孤立无援。这时王伾请求宦官起用王叔文为相，统领北军，继而又请起用王叔文为威远军使、平章事，但都未得允许。革新派人士已感到人人自危。这一天，王伾又两次上疏，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知道大事已去。当天夜间，王伾得中风病，第二天回到自己的府第。 同时，韦皋上表请求由皇太子监国，又给皇太子上书请求驱逐王叔文等人，荆南节度使裴均、严绶等也相继上表。于是，俱文珍等以顺宗的名义下诏，由皇太子主持军国政事。八月，宦官拥立李纯即皇帝位，即唐宪宗，顺宗退位称太上皇。 到第二年，顺宗也被宦官害死。 在宪宗即位后，革新派纷纷被贬斥，而像杜黄裳、袁滋、郑絪等依附于宦官的官僚纷纷得到重用。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第二年被赐死。王伾贬为开州（四川开县）司马，不久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6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 因此，这次革新运动也叫“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 永贞革新运动被扼杀，唐朝政丅治更加黑暗，从此唐朝又创了一个新的恶例，每个皇帝都把自己任用的人当作私人，继位的皇帝对前帝的私人，不论是非功过，一概予以驱除。宦官拥立皇帝，朝官分成朋党，本来就有相沿成习的趋势，在唐宪宗以后，都开始表面化了。 唐宪宗_元和中兴.再次的辉煌。 人们常常用诸如“汉唐雄风”、“治隆唐宋”之类的成语来形容唐朝的辉煌。的确，一个拥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王朝是非常令人佩服和向往的。然而，唐玄宗天宝末年，胡人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把整个唐朝从金壁辉煌的顶峰拉到了凄凉悲惨的地狱。从此以后，唐朝陷入了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之中，难道唐朝就再也不能回复到以前了吗？公元805年，安史之乱43年后，唐宪宗李纯在内忧外患中登上了皇帝宝座。 唐宪宗李纯自幼就聪明机敏，有一次，他的祖父唐德宗把他抱在膝上问道：“你是谁的儿子，坐在我怀里？”李纯回答：“我是第三天子。”这让德宗听了感到非常惊奇。李纯即位后，追思祖先的辉煌，很想有一番作为，以图中兴唐室。 唐宪宗李纯，汉族，原名李淳，被立为皇太子以后改名。他是唐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出生在长安宫中。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长期以来，唐朝皇帝得到评价较高的有三人：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宪宗没有能够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唐朝后期逐渐转入衰退，主要原因是“内轻外重，尾大不掉”。追溯起来，还是由唐玄宗一手造成的“安史之乱”留下的祸根。地方割据势力同中央王朝进行了历经肃、代、德、顺宗等长期的反复的激烈较量，唐宪宗李纯于昙花一现的“永贞革新”之后，被革新的反对派即藩镇首领和宦官们拥立登基。他并不是反对派们所想象的易于操纵蒙蔽的平庸之主，相反，他耳闻目睹祖宗江山治乱盛衰的历史与现状，决心再革内政，仍图复兴。象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那样，他虚心纳谏，起用贤才，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整理财政，改善漕运，兴修水利，总之是修明政治，勤政务实，整顿江淮财赋，以减轻百姓负担。采纳白居易等人建议，下诏蠲租税，出宫人，绝进奉，禁止南方掠卖奴婢。使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国家财政状况逐渐好转，为削平藩镇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值得一提的是，元和时期，宪宗起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当宰相。如杜黄裳、李绛、裴度，为他运筹划谋，总举大纲；李槊、高崇文、李光颜等，为他南征北战，平定各地藩镇之乱；杜佑、白居易、韩愈等，善文能诗，为他草制诏敕；裴 王自，为人器局峻整，执法严肃，刚正不阿，由他推荐为相的韦贯之、李夷简等人无不精明，人无异言；李吉甫，虽有奸相之名，但才学过人，颇有行政经验。可谓名相济济一堂，是有唐以来，继贞观、开元之后第三个君臣相得的时期。 经过朝政的革新和经济秩序的整顿，元和时期的中央王朝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于是，按照先易后难的步骤，开始了削平藩镇的斗争。至平定淮西吴元济的“蔡州大捷”，标志着“元和中兴”和全国暂归统一。 附：历史上唐宪宗强制全民消费:家中存款不许超过5000贯 唐宪宗是个有为皇帝，年轻时遍览群书，对于贞观、开元盛世时期的故事仰慕非常。继位之后，宪宗以先祖为榜样，呕心沥血干**，虽然没有达到李世民、李隆基时代的辉煌，却也把唐朝发展的曲线拉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唐武宗_会昌中兴.力复祖业。 唐武宗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污、腐化等丑恶现象进行严惩，并且在会昌四年对冗官进行了裁减。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李德裕之言一下裁掉官吏2000多人，本着“治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绝不姑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贪污纳贿乃官僚队伍腐丵败现象中最为人们痛恨的行为。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在即位赦文中宣布：“自开成五年二月八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无罪轻重，咸蠲除之。惟十恶、叛逆、故杀人、官典犯赃，不在此限。”[1]在这里，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不赦之罪”并列看待而将它排除在大赦范围之外，实际就宣告了武宗即将对官吏的贪赃枉法进行整治。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武宗下诏：“朝廷典刑，理当划一，官吏坐赃，不宜有殊，内外文武官犯入已赃绢三十匹，尽处极法。”[2]二月二十六日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而是一贯严惩不贷，保持肃贪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四月，武宗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3]。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可称者尚有以下事，一是会昌元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条流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逾越既甚，靡费滋多，臣忝职宪司，理当禁止”[5]，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二是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不准与民争利，以改善政丵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会昌五年赦文云：“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6]当然，官吏私营高利贷业，影响了政丵府的高利贷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断禁的主要原因，但此举至少在客观上有廉洁官僚队伍的作用。 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三月，武宗即位不久，就下制条流百官俸料，“诸道承乏官等。虽云假摄，当责课程，但霑一半料钱，不获杂给料例，自此手力纸笔，特委中书门下条流，贵在酌中丵，***为均济”[7]。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河东、陇右、鄜坊、邠州等道比远官，加给课料，河东等道，或兴王旧邦，或陪近旧地，州县之职，人合乐为。祗缘俸课寡薄，官同比远。……自后访闻户部所给零碎，兼不及时，观察使以其虚折，皆别将破用，徒有加给，不及官人。近地好官，依前比远。臣等商议，伏望今日以后，令户部以实物仍及时支遣，诸道并委观察判官专判此案，随月加给官人，不得别将破用，如有违越，观察判官远贬。”[8]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放，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偏僻之地，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又据史载，武宗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如此。……息债之累，自古已然，无有甚于今日者”。如何解决呢？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许借支养廉，较当日加给两月俸料，体恤尤厚”[9]，给官吏养廉银以促使其奉公守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王朝都曾采用过给养廉银以杜绝贪污这个办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李唐王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王士禛谓“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49]，虽稍嫌溢美，但会昌朝政确有可取之处，尤其是在吏治的整顿与建设方面，则断然无疑。 最后的余辉-------大中之治 宣宗勤于政事，孜孜求治。他非常喜欢读《贞观政要》。他重新整顿吏治，并且限制皇亲和宦官。他把死于甘露之变中的除郑李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也曾经想根除宦官，但鉴于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未能有所行动。宣宗勤俭治国、体贴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阶级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渐富裕，使十分腐败的唐朝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史称大中之治。 历史上评价说，宣宗在位期间曾经烧过三把火，一把火使“权豪敛迹”，二把火使“奸臣畏法”，三把火使“阍寺詟气”，并称誉他为“明君”、“英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