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满清政府几乎所有军事单位都已腐化不堪，八旗子弟早不复先辈弓马娴熟的本领，领着铁杆庄家提笼架鸟倒是一个比一个擅长。承袭明制的汉军绿营更是一团糟。军官钻营媚上，士兵偷懒油滑，窝娼聚赌，克扣粮晌，兵额空缺。到了嘉庆末年，各省绿营更是兴起了吸食鸦片的潮流。?战五渣"是对他们最中肯的评价。历朝历代，只要政府军还保有一定战斗力的话，农民军就基本没有赢的可能。很多王朝在初期中期也不是没有农民起义发生，但结果都只是投入长江的一粒石子，顶多激起小小涟漪。而每一个王朝末期，农民军的壮大，都伴随着政府军的堕落腐化，太平天国能够兴起同样与八旗绿营的败落息息相关。
1853年，太平天国发展达到顶峰,太平军在与清军的战斗中如猛虎驱羊，所向披靡。清廷深感八旗绿营不可救药，令各省大办团练以助?攻剿?。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在湖南组建了一支新式军队，?以书生为骨，湘农为肉，借鉴戚继光纪效新书编制操练，同时灌输儒家礼教纲常思想。湖湘子弟勇猛彪悍、看重乡谊、吃得苦、耐得烦、舍得死、霸得蛮，逐渐取代了清廷旧式绿营成为与太平军交战的主力，这便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湘军。
这支军队建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在成军不久的1853年12月，就在陆营十二营中设立总提调，下设响导处与侦探处。1854年又于粮台设立侦探、采编二所，每营湘军都有专门的情报班子以及大量的斥候与探差。除此以外，湘军情报机构还与其余友邻单位以及地方州县团练情报人员并网工作，互通信息。他们组织健全,联系广泛，触角深远。
然而，情报工作并不是仅凭一个机构就能很好完成的。在湘军成军初期，由于与太平军接战较少，加上湖湘人士体貌特征与口音关系，湘军情报人员很难打入太平军内部，情报收集也遭遇了很多挫折。
湘军东征之前，对太平天国内部情况以及战略意图依然不甚了解，很多时候只能依靠统帅将领凭借军事经验作出猜测，甚至还出现了?太平军西征北伐同时进行，南京城内只余三百人?的可笑说法。湘军东征中途受挫与其情报工作开展不力有直接关系。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湘军情报机关依然坚持大力收罗与太平天国相关的一切情报，到了1855年后，其对太平军的了解已经大大加深，这里就不能不提到《贼情汇纂》一书。
湘军情报机构注重信息采集，其情报机构在前期最大的成就便是将《贼情汇纂》编辑成书。本书分十二卷二十万字,涉及范围包括太平天国重要人物、官制、军制、礼制、文告、宗教、粮食、各种人员数目以及各类杂项。叙事从实，不事润饰，对太平军各类文告、印章、服饰、旗帜、战阵等都有绘图说明。对天京圣库里有多少金锭、金叶、金饰,多少银子、银饰，分门别类给出统计数字;甚至通过对太平天国主要人物籍贯、职务、履历、性格、社会关系等线索的研究。准确得出了?似不久必有内讧之事?的结论。时至今日,该书在太平天国研究史料中的地位仍毋庸置疑，也没有哪一个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者不知道它。抛开其学术价值，它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在它之前，从未有人将对手信息采集罗列得如此详尽。
《贼情汇纂》的作者张德坚，曾任清廷湖北抚辕巡捕官,其人眼光深远，深知情报工作的价值。他主动采访官绅、难民、俘虏各色人等，还多次化妆深入太平军控制区，将收罗到手的情报汇编成册,四处送交各督抚衙门，但是未能引起鼠目寸光的清廷官僚重视,直到遇见曾国藩。1854年9月，张德坚将所著《贼情集要》(贼情汇纂前身)上呈曾国藩，在对比缴获太平军文书后，发现该书数据准确，与其中内容相呼应，由是引起曾国藩重视。于是他设立采编所,任命张德坚为总撰官，将所缴文书全部交由他整理，遂于1855年7月成《贼情汇纂》一书，对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发挥了重大作用。
1855年，湘军东征大军在湖口为太平军所败,双方在武汉进入拉锯作战状态，在其后两年中，湘军因为统帅决策失误导致战事起色不大，胡林翼在前期面对坚城顽固坚持进攻，在汉阳周围碰得头破血流。虽然其后朦胧意识到无法速战，也总结出太平军?极力固守，养锋蓄锐，相持日久，觑我懈怠，不意碎然全出，如山移海涌，莫之能御?的战术特点，但并未坚定他使用围困手段对付太平军的决心，不久之后此公故态复萌，?逐日督队往攻，血肉之躯与炮石为敌，伤亡水陆勇丁三千余人。?直至?四月以前，执意不悔，欲以力取?，将东征湘军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幸好，湘军在战术层面对于战场情报的分析利用做到了准确及时，在武汉战役的历次战斗前，湘军几乎都及时侦察到了太平军的动向，做到有备而战。如金口之战、奓山之战、山坡驿之战都是因为情报及时，使湘军获得宝贵的反应时间，挫败了太平军攻势，从而在武昌城下站稳脚跟。等到主帅胡林翼真正意识到太平军惯于防守反击，针锋相对制定出控扼要隘、深沟高垒、步步为营的正确方针后，战争胜负的天平顿时就倾向了湘军一方，此前一年半时间里，湘军拿武汉毫无办法。改变策略后，仅7个月武汉便坚城易手。究其原因，最后的胜利与其高效的战场情报工作密不可分。正是因为这一优势，使得湘军能够将战术层面的胜利转化为战役层面的胜利，积小胜为大胜。
在此后的九江战役中,湘军依然保持了战场情报优势,胡林翼根据?石达开败走之后，逆首林启容知武昌贼势必败，日夜添设守具，聚集米粮?.?小池口新作石城，则有近二年之所增设者也?的情报，正确制定了长堑围困方针，并且散出假情报麻痹湖口驻防的太平军，攻克湖口，最终拿下九江。
攻克九江后，面对陈玉成进攻湖北、江西、皖北的动作，胡林翼再次决策失误，虽然他对太平军的人数、战术以及战略意图都十分清楚，但就是无法冷静分析，制定方略。那一段时间，湘军表现总结起来就是:四面出击，处处分兵，顾此失彼,孤军冒进，不顾后路,最终导致三河惨败。可见情报获取之后，对其的分析判别同样重要。
到了1860年，湘军与太平军在皖南的争夺达到白热化阶段。由于与友军的情报交流因为各种条件局限做得较差，没能通过蛛丝马迹分析出太平军在实施战略迂回，逼迫南京城7年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踏平。此后又因各处战事不利，被太平军重重围困，其间湘军又是依靠情报得力绝处逢生。他们不仅清楚知道当面敌军将领姓名，而且对其战术意图也知悉得十分清楚。在决定性的安庆会战的一系列外围战中，湘军总是能根据所获情报预判太平军下一步动作，使其处处受制，并且利用对太平军内部情况的了解，各个击破，终于在1861年9月5日破安庆城。自此天京西线门户洞开，战略主动权易手，太平天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败亡。
1862年，湘军兵临天京城下，开始长达三年的长围，期间多次与数倍的太平军交战,都因情报工作得力始终保持了对天京的围困，直至最终破城。
湘军围困天京，主帅曾国荃根据此前情报总结与别部湘军和太平军交手的经验教训，以堡垒战术步步为营，耐心拔除天京外围太平军据点，逐渐收拢包围圈。同时广派哨探侦察太平军动向，使战场单向透明。在外围打击太平军小股部队，接连挫败李秀成、李世贤等人一次次的进攻。
1862年5月22日，探报侦知太平军在六郎桥一带大掠民粮，曾国荃派周日升率部截击,杀数百人。6月24日,从宁国撤回的太平军联络天京守军夹击曾国荃部，也被提前侦知，湘军捡起太平军经典的防守反击战法，待太平军松懈之时杀出，使其折损过半。之后李秀成8月驰援，李世贤9月进攻,都被湘军一一挫败。被逼急的太平军以地道、决引长江等手段对付湘军，亦被一一侦知。湘军以长壕对付地道，以移营对付决堤，可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使天京太平军一步步陷入绝境。1863年9月27日，湘军彻底完成对天京城的包围。曾国荃从李鸿章处得知天京缺粮,向苏州求援的信息。
湘军便又将精力集中于彻底断绝天京城内粮道的工作上，一面严厉打击敢于向天京运粮的商人百姓，一面攻克陆路运输通道印子山，掐断水门，使得城内粮尽援绝，最终于1864年7月19日以爆破手段破城,太平天国自此成为历史名词。
纵观湘军情报工作，除在防间保密方面与太平军各有千秋外，有三点远胜于太平军:
第一，组织结构健全，懂得建立专门机关负责收集情报。虽然无法与近代军队的参谋部制度相比，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说具备部分参谋部职能。相对而言，太平军的情报收集方式要粗放很多，并无与湘军侦探所、响导处等相对应的机构。其情报人员由各级将领点选派出，直接对将领负责，对情报的判别理解程度全部依赖将领个人素质，往往导致无法充分准确利用情报。
第二，工作细致，情报收集途径多样化。主要有:采访官绅、问询难民、审讯俘虏、参考时人对太平天国的记录、收集整理缴获的文档器物、策反太平军阵营中不坚定份子、收集投降人员提供的情报、以各种侦察手段获取情报，一本《贼情汇纂》就是对这种细致的最好证明。
第三，人员素质高。湘军是一支以书生为骨干的新型封建军队，这些人拣选出来的情报人员大多有胆有识，经验丰富，而且一直提倡务实求真，杜绝了那种捕风捉影的情报收集方式。
正是由于这些情报工作中的优势，使得湘军一扫绿营面对太平军时的全面被动局面,在和太平天国的互相攻伐中越战越强,奠定了在清廷军事力量中的中流砥柱地位,最终在情报战线和军事战线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