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特点
“哩哩美”临高话的意思为“姑娘美丽”，不是临高人一般很难听懂临高话，而学术界关于“临高学”的研究最初正是从关注临高话开始的。最早研究临高话的并不是一位中国人，而是法国人萨维那神甫。20世纪初，法国萨维那神甫来到海南，展开对临高话的调查研究，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向世人公布。当时，萨维那神甫把临高话称为“贝话”，把讲临高话的人称为“Ong-Be”（“翁贝”即讲“贝话的人”）。此后，国内外多位学者开始对临高话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据1957年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分队赴临高县调查，撰写了调查报告《海南村话和临高话调查简报》，报告中肯定了临高话“属于汉藏语系侗傣语族壮傣语支的一种语言”。
研究学者梁敏认为，“临高话”具有包括天象、地理、农业、手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在内的一套完整的词汇体系。这套词汇体系与汉语有着明显、本质上的区别，而跟侗傣语族诸语言基本相同，只在文化生活、政治组织、经济和科技等方面有数量较多的汉语借词，在语法和语音方面虽然也受到汉语的一些影响，但仍然保留着与侗傣语族诸语言主要的***同特点。
“从汉语中吸收大量汉语借词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乃至亚洲其他一些国家语言的***同特点，例如侗傣语族、苗瑶语族诸语言、白语以及朝鲜语、越南语、日语等都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语法也多少受到汉语的影响。但它们的基本词汇和主要的语法特点却没有多大变化，因而并不产生混合语的现象。”梁敏认为，临高话既不是黎语，也不是汉语的一个方言，更不是客家方言和北方话的混合语。
学者詹慈从语言要素、语音系统、语法等方面进行比对时发现，临高话与壮语十分接近。例如，临高话和壮语都把形容词、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后，成为倒装的一种语法。汉语“我家”，临高话、壮语称为“家我”;汉语“门口”，临高话、壮语称为“口门”等等。这一语法特征，史籍中也屡有记载，如道光年间编撰的《琼州府志》曾记：临高话“虚上而实下，如鸡肉则曰肉鸡，县前曰前县”。直到今天，临高人仍称三叔为“叔三”、大哥为“哥大”等。
“临高话”是临高人极具个性的文化特质之一。临高学者陈江感叹：“临高人不论他走到哪里，走多远，只要一说临高话，大家便是一家人!临高话在临高人中无疑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说明了临高人具备团结向上的族群性格。”
语言进化
“临高话”与壮傣语支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人不禁联想起海南“临高人”这一族群的起源。种种研究表明，一个民族的迁徙演变过程，总可以从它的语言及其文化民俗等方面寻找到蛛丝马迹。
据史料记载，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老虎，而临高话中不但有“老虎”一词，而且语音跟壮语南部方言和傣语、泰语等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应属同源词。不仅如此，研究学者们还发现，临高人居住区的许多地名和语言、习惯等与海峡北面一些地区极为相似。据此，有研究学者认为，“临高人”先民定是从大陆迁往海南岛的，并且晚于黎族人。
临高人何时从何地迁入海南的?研究学界得到较多认同的说法是：讲临高话的人是在约公元前500年，继黎族人之后从广西南部和雷州半岛登陆海南岛北部的一个族群。
从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临高人”迁徙路径进行考证，学者詹慈提出临高人应是百越子孙的一支，与古代骆越、俚人关系密切。詹慈在《试论海南岛临高人与骆越的关系》一文中指出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征首推铜鼓。解放后，此类文物在古代两广骆越、俚人地区出土了不少，在海南临高人地区也屡有发现。其中，1964年和1972年，广东省博物馆分别在临高县皇铜岭和抱才采集了三个铜釜，其造型艺术基本相同，均为盘口、直身、平底或圜底，口沿附绹纹环形耳，并铸有人物或动物像。此外，古代临高人喜爱铜鼓之情也与古代骆越、俚人地区大体相同，苏东坡被贬海南岛时也曾赋诗纪实：“铜鼓壶芦笙，歌此迎送诗。”
那么，从古代骆越、俚人聚居区出发，在迁往海南之前，临高先民还走过哪些地方?到达海南之后又分布于何处呢?学者宋长栋通过比对研究地名后提出：“临高先民应从粤东、粤中经雷州半岛到达海南，进入海南岛以后，从北部沿海向南推进，沿东部海岸已达海岛的南端。”
宋长栋提出临高人在登陆海南岛之前曾走过一些汉人地区，“不落夫家”的习俗便是佐证。临高人“不落夫家”的习俗是指女子出嫁后大都不在夫家，只在节日或农忙时由小姑等人接回去住一两天，待生养之后才到夫家长住。这种习俗汉人本没有的，而如今广东一些汉人地区却可发现，学者认为这是临高先民迁徙过程中曾在此地生息留下的影响。
在海南岛，晚于黎族人到达海南岛的临高人，占据肥美适合农耕的沿海地区，并形成自己的强势文化。但后来已接受汉化的闽南人将强势的汉文化带入海南，临高母语也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日益萎缩。
“闽南人本是越族人，在宋代已经汉化。临高人逐步认同闽南人带来的汉文化，其汉化程度比闽南人要晚，汉化程度有所不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叶显恩说，临高人对汉字音、意分开，音近汉语，另用临高话释意，这说明临高人既接受汉化，又有所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