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明朝时期，士大夫们都乐于修建佛寺，经常动不动就立碑兴造寺院。在士大夫们的观点里，佛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尤其是对于普通民众有着教化的意义。事实究竟是怎样呢？本文将梳理明朝时期对于佛教的观点，探究佛教在明朝时期的位置。 佛教的寺庙 先来聊聊佛教，你知道多少？ 佛教并不是中国的，最初是在东汉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可是，在中国生根发芽逐渐中国化了之后，佛教竟然成了一种文化的核心。当时，官员们是对佛教趋之若鹜，众多的士大夫信仰从西边传过来的佛教，工作的业余时间还会进行佛教的修行，可谓是佛教徒。只是，佛教到底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是处于什么位置的呢？ 在明朝时期，儒家文化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可士大夫们却异常地痴迷佛教，经常与佛教的高僧交谈酬答，并且还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修建佛寺佛庙，交往密切。佛教在经历了东汉的引进之后，开始进入农村地区，落后封建的少数地区。 「 ”其小民习礼，送死多破家，供佛不少靳。” 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少就是稍，靳就是控制。说的是，佛教的一些修行的办法控制了一部分少数地区的民众，在那里，百姓们一般都需要靠佛教来决定礼、死的仪式。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偶发性的，在一些落后的地区，佛教往往可以改变当地的风俗习惯，增加民众的生活仪式。 佛教文化 明朝佛教的兴盛 只是，和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是政教分离的，而中国却是以政统教。可以说，佛教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政治的。当时明朝的统治阶级是怎么看待宗教的呢？ 在一个历朝修建的佛寺佛庙中，就属明朝最多。可以说，佛教在明朝发展最为兴盛。魏晋南北朝时期兴造寺庙10所，隋朝兴造11所，五代时期2所，唐朝46所，宋朝时期15所，金朝9所，元朝8所，明朝33所，明朝重修寺庙14所。合起来，明朝修建了47所，比唐朝还多。 「 ”圣人之教无佛氏之教则益行，佛氏之教无圣人之教则不行，何也？圣教重君臣之义，佛教则否。果去而君臣，行见世道日趋于乱。 释安所获生。圣教重父子之亲，佛教则否。果去而父子， 行见人类日沦于。释安所获继。是圣人之教，其佛教所赖以行者与。” 这是朱元璋的一句话，从中可窥一二。「 ”圣人之教”是指儒家文化，说的是国家的文化是靠儒家来维护的，如果没有基本的社会秩序，佛教就不可能有存在的可能。在儒家文化中，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如果老百姓都追求佛教的离世修行而忘记了责任，社会将不可能得到发展。其实，朱元璋说到了要点，佛教主张的避世观点是不利于统治的。 佛教的雕像 佛教的纠正作用 「 ”诸生游息梵院，日与释众为侣，尚可以正心诚意之实，因其教而利导之，使不惑于苦空之禅，则于仁义之旨不差。虽合孔孟佛老而一之，亦无不可。此又深望于凡我同志也。” 后来，在长期的修正之后，人们认为儒家文化是统治的核心，而佛教只是一个纠正而已。士大夫们借助与佛寺佛庙高僧的交谈而纠正佛教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失望，从而要求人们仁义，把世俗的责任扛在肩上，而不是老是追求「 ”出世”。 应该说，此时的儒家文化已经认可了佛教，相当于是兼并了佛教。佛寺佛庙的修建数量在明朝时期达到了最盛也是一个说明。人们在日常的儒家文化冲击下，对于未来的迷茫可以借鉴于佛教的”功业「 ”从而超脱出来，成为一个更加积极的个体。佛教文化的益处也是在这。 佛教的雕像2 在佛教文化中，业报因果论很受认可。业分为善业、恶业，善业得善报，恶业得恶报。其中十善业是指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乱说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反之则为十恶业。显然，佛教的业报因果是能教化百姓的。 「 ”欲为善者，利而趋之，欲为恶者畏祗而有所不敢。则细人之福，亦淄人之徒之所以报国家也。” 佛教的雕像3 佛教理论认为，众生是有类别的，分别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天堂分为三界二十八层，地狱是恶人死后安排的归宿，根据其恶行堕入地狱，承受酷刑。而众生生前的行为可能会使其生于天堂，下地狱，成为恶鬼，或者贬为畜生。 「 ”寺有水陆殿，所以祀众神也。夫神各有主，祀各有分。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祭祖先。此理之正，不可毫变僭差。寺恶得而祭众神哉？此好事者殆欲张大其教，骇人视听，言由是可得福田利益，歆慕而尊崇其道。征诸神则非然也。「 ” 在佛教文化影响之下，各地也修建了大量的神像、佛寺，老百姓、士大夫们很热衷于参拜这些神像。而且，佛教的理论常识对于没有文化的下层百姓是很容易接受的，他们通过自己现在积累的善行来希望得到善报，一方面是现实的压迫下艰难生存，另一方面通过自己行为上的指正而而引导老百姓多行善积德，而这就是佛教文化的积极作用。这种教化的意义之下，佛教文化成了儒家文化的一个补充。 佛教的雕像4 以美食施，得离饥馑仓库盈溢。以浆饮施，得所往之处无诸饥渴。以衣服施，得上妙衣庄严身相。以住处施，得田宅宽广楼阁庄严。以卧具施，得生贵族资具光洁。以象马车辇施，得四神足无拥妙用。以汤药施，得安隐快乐无诸疾病。 说的是，布施美食会使得仓库满盈，捐赠浆液会让所有人都不饥渴，布施衣服会得到庄严法相的护持。以自己的住处施舍，会得到广袤的天地和宅楼。以汤药布施，会安隐快乐没有任何疾病。这是佛教为了自己的生存宣称的布施行为。大部分的佛教寺庙并没有生存的能力，没有农业的能力，其根本是依靠老百姓、士大夫们的”布施「 ”来维持的。 而明朝时期，这种援建佛教文化的行为络绎不绝。不仅是老百姓们自发，就连士大夫们也乐意兴造佛寺佛庙。在景泰年间，官府规定每处佛庙的地方限制六十亩为产业，其他的全部拨给了种布施的粮食。在那个时期，老百姓都难以养家糊口，而官府对于佛教的重视也可以从中看出。 佛教徒修行 佛教也带来了坏的影响？明朝时期佛教的意义错了吗？ 只是，前面提到的大肆修建寺庙，有人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兴造寺庙是在耗费民力，根本无益于民生。正如前面所说的，众多寺庙的兴建除了僧侣、富翁的组织外，还少不了普通百姓的众筹，而且佛寺佛庙的生活还要普通百姓维持，这是无益于民生的。 不但如此，在明朝，佛教寺庙的僧侣大部分来源不明。有做奸犯科的，有逃避犯罪的，有欠债不还的，有打架出事的，这些人在修行上毫无章法可言，带坏了佛寺的名声。自从魏晋之后，战乱就频繁不断，老百姓为了躲避沉重的税收就多数躲避在寺庙之下，出家为僧，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明弘治年间，这样的僧侣达到了11386人。到了正德时期，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1万人以上。 佛教寺院的修建虽然有益，但也消耗了大量的财富，老百姓们本来生活就比较贫困，还要经常把自己有限的收入布施给佛庙，不然难以开展相关的教化活动。可以说，佛寺佛庙的增加不但使用效率低下，而且是对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 佛教画像 佛教成了一个势力，除开是大部分的普通百姓，里面包容着大大小小的各色人，俨然是一个小社会。一方面，在农业不稳定的时期，佛教成了部分农民逃避的处所，人们通过祈求天象、神灵的庇佑而农业有成；另一方面，部分农业税缴收不起的农民直接在佛教引渡为僧。似乎，佛教成了老百姓们躲避的位置，而不是一个文化的象征。 佛教画像2 在各时期的修建来看，明朝修建的44所寺庙居最也是一个反映。人们在普遍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起来，又一时间因为社会的形势而”出世「 ”，不得不借靠佛教来摆脱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无能为力，从而指望佛教下的文化能创造出一片乐土，这一点是众多诠释中的关键。 本来是指望由佛教文化来纠正儒家文化，而在长期的现实之下，佛教成了一个新的逃避的”空间「 ”。在这片由老百姓与士大夫们创造的势力之下，佛教并不是单纯的宗教意味，而开始是一个小场所，这种小场所可以解决少部分的纠纷而存在。它并不等同于现实社会，更符合”乌托邦「 ”的本质。因此，佛教的存在在明朝也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