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自知无法面对廖素丹，就派副官转告廖素丹，潘文郁的尸首已被南京来人收去了，为了表达自己的亏欠，赠给廖素丹一笔钱，让她回老家抚养儿子。
大儿子潘湘生当时在解放军政治学校教书，受到父亲是“叛徒”事件的牵连，被迫转业到地方，小儿子潘平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在空军武汉机场工作，也因此事牵连，被迫转业到武汉开关厂工作。
1922年，16岁的潘文郁考入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正是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也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由于在校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深得当时在第二师范任教的萧楚女的赏识，萧楚女是在恽代英的引导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是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襄阳的第一人。
潘文郁早在学生运动时就在第二师范工作过，再加上萧楚女开创的工作基础，很快步入正轨，他把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色的几个人吸收为国民党党员，随即建立了鄂北第一个国民党小组，紧接着在潘文郁的号召下，这些人又加入了***产党，成为鄂西北***产党组织的基础。
当年秋天，潘文郁和伍修权等11名从湖北选拔的学员到莫斯科去学习，当时苏联为支持中国革命，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对象为国民党和***产党人，一直到国***合作失败后才解散。
经后来统计，《红旗》一***出版126期，潘文郁发布的文章多达64篇，在李立三与向忠发主持中***中央工作时，潘文郁已经负责起草重要文章，1930年7月成立的中***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纪轻轻的潘文郁当选为委员，走上人生的巅峰。
黎天才虽然叛变，但是却很少出卖自己曾经的同志，在张学良身边还做了不少对中***有利的事情，比如经常利用自己的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京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中***发动群众运动。
自知脱党后无法再获得党的信任后，潘文郁一时对自己的革命前途感觉渺茫，于是想到专心做学问，尽自己所能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于是他凭借自己出色的外语水平，开始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也成为我国最早的中译本《资本论》，影响深远。
在这个精神的指引下，1933年吴成方考虑到潘文郁被开除党籍的灰色身份，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派遣特科成员周怡去做潘文郁的工作。
为了让潘文郁更好地做潜伏工作，特科开始对其进行专项培训，让其适应情报工作的复杂环境。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打入到敌人的哪个系统也是一个问题，在潘文郁被释放后，军统的戴笠曾邀请潘文郁加入军统，而张学良身边的黎天才也一直对潘文郁示好。
为了打入东北军，潘文郁再次找到曾经“劝降”他的黎天才，黎天才在“九一八”事变后，帮助张学良搞情报工作，深受张学良的重视，此时被任命为北平绥靖公署参事职务，将其当作了解中***的智囊。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然而却在接下来的“围剿”军事行动，屡遭重创。
黎天才在“剿总”司令部里设了一个机要组，自己担任组长，潘文郁担任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围剿”期间，张学良让机要组搜集有关红军的资料给他分析。
黎天才当然知道这个工作只有潘文郁能够完成，于是就把任务交给了他，潘文郁在北京特科的支持下，很快组成了一个编写班子，把红军一些可以公开的资料，比如重大事件、发展 历史 、武装理论等东西，排成词条，按照词典的方式，仅仅用了一周事件，就编出一本小册子，被命名为“匪情辞通”，张学良看后，十分满意，还亲自作序，然后下令印刷并分发了下去，自己则留了一本随身携带，作为了解红军的重要资料。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潘文郁将在“剿总”内获取的军事机密，及时传递给北京特科，然后又转交给中***中央，这样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红军经常能够不失时机地摆脱危险境地，转败为胜，潘文郁的情报可以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本来传递情报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潘文郁负责保管的资料太多，每一份都有巨大的价值，如何把这些重要的情报带出来，让潘文郁陷入困难之中。
通常情况下，潘文郁都是选择一个人在办公室抄写，然后传递出去，然而这次资料太多，时间又紧迫，杨青林必须于第二日往回赶，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他决定冒险一试，直接将机密文件带回家里与妻子廖素丹帮着誊抄。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震怒，急电张学良，同时把从北平查获的密件作为确凿证据发给张学良，要他把“剿总”机要秘书潘文郁立刻逮捕监禁，然后押解南京。
然而此时的东北军境遇早已大不如前，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也需要仰仗中央的财政拨款才能够立足，而蒋介石最担心就是张学良倒向中***，所以，他必须要杀了有通***嫌疑的潘文郁，一时之间，张学良和蒋介石展开了明争暗斗的较量。
潘文郁出事可把黎天才吓坏了，黎天才虽然早就猜测出潘文郁跟中***有关系，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他为中***的特科做事。
黎天才把潘文郁请假后又返回的事报告给了张学良，张学良更加敬佩潘文郁的气节和品德，当时告诉潘文郁，安心在这里住着，只要有他在，别人就动不了他。
1935年3月3日，在武昌徐家棚，潘文郁从容就义。
潘文郁牺牲后，他的妻子廖素丹过得却十分辛苦，她一个妇道人家，在痛失丈夫的情况下，还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当时的乱世当中何其困难，为了生计，他当过清洁工、保姆、店员、保管员和小学教员等。
生活拮据时，她把家产，包括结婚时潘文郁送给她的纪念物都变卖了，苦撑到武汉解放，廖素丹被军管会安置在湖北省图书馆工作。
潘文郁的两个儿子在得知父亲的工作经历后，都十分自豪，然而他们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由于父亲牺牲得早，没能给他们留下印象，后来经多年努力也没能寻找到父亲的遗像。
潘文郁的一生是隐蔽的，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但是他的一生也是伟大的，2017年在纪念中央特科成立九十周年上，罗援将军总结隐蔽战线的工作情况，总结出隐蔽战争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无名”。
隐蔽战线的工作者不管为组织为国家做出多少贡献，都有可能留不下名字，能够忍受无名，方显真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