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是先秦时期在山东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随着法家、阴阳五行、黄老之学、儒家思想相继登上统治阶级的政治舞台，齐鲁文化逐渐从地域文化演变为官方文化。齐鲁文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文化范畴。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但作为一个文化范畴，它有其历史超越性，齐鲁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是这种历史超越性的表现。早在古代，黄河下游是当时文化发达的地区，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颜地氏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东夷文化。考古资料表明，发源于黄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一度处于当时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当时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帝族及其后裔创造了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同创造了早期的黄河文明。夏商周以后，文化逐渐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华文明的两大支柱——夷夏文化，齐鲁文化就是夷夏文化融合产生的地域文化。从西周初年的齐鲁建国到春秋时期，形成了齐鲁文化的两大文化体系。随着西周的建立，来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渐沿黄河向下游传播。在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由于齐、鲁两国文化环境、地理条件和立国方略的差异，形成了齐文化和鲁文化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体系。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六七百年间，齐文化和鲁文化沿着各自独特的路径发展，使黄河下游的文化格局呈现多元化。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导，周文化为补充的一种文化体系。经济上，从地近海、地瘠的实际出发，除了继承周“重农”的传统外，实行“贸工、利鱼盐”的政策，以农业为主，农工商并举；政治上，不囿于《周》中“尊亲”的宗法原则，而是“举才立功”；在文化上，它崇尚轻松、自由、包容，“因其俗，故简其礼”。齐文化最终成为一种顺应时代和习俗、务实、创新、开放、包容的功利文化传统。鲁文化是以周文化为主体，东夷文化为补充的文化体系。在经济上，由于鲁的封地位于泰山以南的平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这就使鲁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了一种农业文化的特征。政治上，鲁统治者强调周的宗法制度，主张“尊亲”；文化上采取“移风易俗”的政策，土著文化被周文化强行改造。它所强调的礼、乐、仁、义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鲁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以仁、义、传统、伦理、贵人和为贵的道德文化传统。战国秦汉是齐鲁文化的全面发展时期。战国时期，由于齐国吞并鲁国，造成了黄河下游地区的地方政治统一。但学术文化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在此背景下，齐鲁两种文化传统的交融日益发展，并逐渐走上融合之路。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通过对孟子“阿
东汉经学之争后，双方互相批判，互相渗透。到东汉末年，一代经学大师郑玄学贯古今经学，最终在齐鲁大地完成了文化融合的过程。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它既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又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优点，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完备、再生能力强的文化。尤其是汉武帝尊儒之后，齐鲁文化实际上获得了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成为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齐鲁文化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和影响。首先，随着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西向东转移。齐鲁的建立是周文化征服东夷文化的政治尝试，但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了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意图。当时最先进的两种文化一旦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更高更先进的两种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出现，打破了好景在文化上的垄断。西周末年，随着昊京的被推翻和皇族的东移，当时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齐鲁文化所在的东方。战国时期，齐国一直是东方大国，其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化发展，设立稷下学宫，“广纳天下贤人”，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鲁初，因为是周公在位，所以得到了很多古籍和西周礼器的书籍。所以后世有“周之礼尽在鲁”之说，也因为鲁有重礼的传统，造就了鲁独特的文化氛围。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诞生于鲁，这是必然的。战国以后，以鲁国为基地的儒学向四周辐射，使齐鲁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百家争鸣，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先秦时期，齐鲁大地就涌现出了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等一批伟大的文化人物。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齐鲁大地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其次，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统一中国后，虽然法家成为政治指导思想，但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到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体系的黄老研究再次风靡。当时统治集团中有很多好学黄老的学者，他们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却在六七十年间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化场面统治”。形成于汉代的“汉家制度”与齐鲁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管子》年曾说，齐国“先尊贤，后悔亲，先待义，后显仁。”鲁曰：“亲在内而外，仁在义之前，为王之迹也。”“故鲁有王者之迹者为善，齐有霸道之迹者亦为军务。”齐鲁主导王之道，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所接受，而且逐渐成为“汉家制”，对历代成就斐然的封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选士，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
东晋南朝时期，琅琊王、兰陵萧、高平、琅琊闫、泰山阳等著名士族都出自齐鲁故里。齐鲁名人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北宋，苏辙仍有“慕齐鲁之学”的美誉。魏晋以后，齐鲁文化作为地域文化虽然逐渐失去了独立性，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齐鲁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它既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又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其他地域文化的优点，逐渐形成了一种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完备、再生能力强的文化。尤其是汉武帝尊儒之后，齐鲁文化实际上获得了政治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成为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终融入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齐鲁文化曾经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和影响。首先，随着齐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由西向东转移。齐鲁的建立是周文化征服东夷文化的政治尝试，但历史的发展往往超出了统治者狭隘的政治意图。当时最先进的两种文化一旦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更高更先进的两种文化——齐文化和鲁文化。齐鲁文化的出现，打破了好景在文化上的垄断。西周末年，随着昊京的被推翻和皇族的东移，当时的文化中心转移到了齐鲁文化所在的东方。战国时期，齐国一直是东方大国，其统治者非常重视文化发展，设立稷下学宫，“广纳天下贤人”，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鲁初，因为是周公在位，所以得到了很多古籍和西周礼器的书籍。所以后世有“周之礼尽在鲁”之说，也因为鲁有重礼的传统，造就了鲁独特的文化氛围。作为传统文化传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诞生于鲁，这是必然的。战国以后，以鲁国为基地的儒学向四周辐射，使齐鲁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百家争鸣，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先秦时期，齐鲁大地就涌现出了管子、晏子、孙武、墨子、孟子、庄子、邹衍、孙膑、吴起等一批伟大的文化人物。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鲁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齐鲁大地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其次，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秦统一中国后，虽然法家成为政治指导思想，但源于阴阳五行学说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到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体系的黄老研究再次风靡。当时统治集团中有很多好学黄老的学者，他们在全国推行无为政治。却在六七十年间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化场面统治”。形成于汉代的“汉家制度”与齐鲁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西汉学者刘向在《荀子》年曾说，齐国“先尊贤，后悔亲，先待义，后显仁。”鲁曰：“亲在内而外，仁在义之前，为王之迹也。”“故鲁有王者之迹者为善，齐有霸道之迹者亦为军务。”齐鲁王之道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所接受，而且逐渐成为“汉家制度”，并对封建王朝的治国方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说苑政理篇》，独立目的27人，齐鲁籍12人。到东汉末年，齐鲁地区出现了两位著名的经学大家，一位是经学大师何修，一位是经学大师郑玄。东晋南朝时期，琅琊王、兰陵萧、高平、琅琊闫、泰山阳等著名士族都出自齐鲁故里。齐鲁名人和先进的齐鲁文化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北宋，苏辙仍有“慕齐鲁之学”的美誉。魏晋以后，齐鲁文化作为地域文化虽然逐渐失去了独立性，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